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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史学理论缺乏一个足以媲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义”的相应概念 近些年，对中国传统史学深入研究的一个成果，是对“史义”的认识。围绕“史义”而呈现出的思想境界在今天的史学理论环境中显得非常不同。它衬托出当前史学理论存在着的系列问题。 其一，须知，“史义”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一个抽象度极高的概念化的表达。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代社会。至少自甲骨文时代起，“义”字便普遍存在于各种事物之中，为“史义”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至春秋时期，孔子予《春秋》以“窃取”之“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史义”的理性自觉的最早的文字证明。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几乎言必提及，《春秋》之“义”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理论源泉，其间所蕴含的“窃取”之“义”更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源泉。《春秋》之“义”不是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全貌，中国各代史学对《春秋》的依违之间，同时可见其传承性与开创性。六艺（或五经）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文化土壤。“史义”的形式丰富多样，遣词造句、例、传、序、论等皆为表达“史义”的手段。统而言之，“史义”也体现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性与整体性。 其二，伴随着近代以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贬抑，“史义”也经历了同样的逐渐湮没的历史际遇。其理论压力主要来自西方的历史哲学。学者在《史义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一文中指出：“近世以来，中国学人多奉西学以为圭臬，以西学范围和改造中学，遂谓中国只有史学而无历史哲学。余英时先生就曾说：‘我们的史学尽管发达，而历史哲学的园地却十分荒芜。严格地说，我们缺乏玄想的历史哲学。’类此之言论，实是有以西方之刀叉为餐具而不以中国之筷子为餐具之嫌。”又谓：“柳诒徵先生则独挺中国早有历史哲学，他说：‘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吾国古亦无此名，而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子。’”这里同时表达了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学的哲学思考所产生的遮蔽以及柳诒徵对这种遮蔽的抗争。应该说，近代以来，能够在此问题上进行抗争的学术努力一直处于少数状态。 其三，从理论上讲，今天的史学缺少与“史义”相类的相应物。“史义”纵贯中国古代的思想之中，今天则没有这样一个通贯的理论，曾经坚持百年左右的唯物史观，一朝而曲高和寡、门庭冷落，之后的史学理论则与西方史学思潮随波逐流，美名其曰“多元”；“史义”在中国古代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今天的史学理论则与社会实践、史学实践皆相疏远，以至于需要区分“主流史学”、“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史义”通过“义”将经、史、子、集等思想文化领域融合在一起，令中国古人享有“合而不同”的精神世界，今天的史学则学习近代西方科学而强调学科属性，使得史学与哲学、文学等学科泾渭分明，跨学科的结果也往往令人产生词目林立、叠床架屋、头晕目眩之憾；“史义”代表着中国古代史学的价值观，今天的史学对自身价值的理解则茫然失绪、争讼不已，对于求真与致用、知识与道德、规律与人文等诸多矛盾不知何去何从……若欲发展史学，则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追求不啻为我们的一面巨大的镜鉴。 其四，需要特别强调，我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关怀可以提升我们对史学价值的思考。我国古代史家为什么前赴后继地探索“史义”？我国古代“史义”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那个让众多史家锲而不舍又难以一蹴而就的“史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开启了我们对史学价值的深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史学？我们的史学到底应当追求什么？从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古代“史义”有一种高尚的追求，那就是对文化、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早在春秋时期，“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定六经的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道”对于《春秋》而言就是孔子对世道的关切。汉代学人揭其旨云：“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近人冯友兰表达为“阐旧邦以辅新命”。由此，我国古代史学更为关注“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具有“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不尚辟怪，不务繁碎”的优良传统，这些都反映出我国传统史学立意高远的不凡品质。有学者通过中西比较曾指出，与古希腊历史学不同，“中国的传统历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可谓一语中的。正是因为这种品质，我们才得以对史学在当今社会中的担当寄予厚望：“当代的中国，正处在价值重建的关键时期，传统史学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史学工作者们乃至全社会的重视。” 其五，提高我们的理论能力，帮助我们辨别是非。作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个高级概念，“史义”蕴含着深邃的理论思维与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有助于我们“理论地”思考当前史学中我们可能称之为“历史哲学”、“历史观念”、“历史思想”、“史学思想”等等与“史义”相关的现象或问题。 例如，如何评价今天某些日常化、戏说类历史写作畅销的现象？有文章认为，这类热销的写作因其对历史的文学化演绎、微观历史与人文关怀等特点而受到欢迎，所以我们应当提倡“祛魅历史，返魅阅读”。事实上，有关讨论差强人意。 一则，我国古代史学素来讲究文学性，亦具有人文关怀。这当为共识，无须赘言。 二则，一些讨论没有意识到，此类史学创作在吸引兴趣的同时折损了史学的明智功能。台湾黄进兴先生对此有过明确议论：“汉学名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1989），固以叙事著称，驰骋于史料与想象之际，极尽文艺之能事。然而传统史家却拒之于千里之外，视该书仅与‘小说’相埒，竟未得入列‘历史小说’之林。总之，‘文史不分’或者允纳‘虚构性’（fictionality），皆是与历史的实在论（historical realism）大唱反调，更与中国传统的‘秉笔直书’及西方‘陈述事实’的史学精神大相径庭。况且，后现代史学祛除历史知识的指涉作用，不啻就瓦解了自身鉴古知今的功能。因此除了美学的意义，历史则变为无用论。”一言以蔽之，当代流行的西方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可以创造史学畅销书，却同时也瓦解了史学的真实性及其借鉴价值。 三则，有关史书及评论很少关注深层的历史观念（或者说，忽视对历史观的讨论与建设）。从“史义”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如果我们尚存“史义”意识，文学化、日常化甚至哪怕是还有些人文关怀却浅尝辄止的历史阅读岂能满足我们的思想需求？反过来，“史义”追求却不妨碍史学的通俗性，故有学者指出：“前人关于史义的论述，也适用于通俗历史著述。”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及其“史义”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后现代史学观念的一点启示。通过以上五点论述，我们已经对中国古代“史义”概念的整体性、“史义”观念在近代以来的失落际遇、今天的史学不存“史义”的种种表现、“史义”对史学价值尤其是史学与国家关系的强调、“史义”在辨别是非层面的理论能力等诸多方面有所认识。我们认为，今天的史学的确与以“史义”为核心追求的中国古代史学殊为不同，而“史义”观念的确有助于我们在纷纷扰扰的史学现象中擦亮眼睛。 综上所述三层内容，其意在于反映当前中国史学在概念、整体性、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古今难通、中外隔膜的问题，以及古今联系与比较可以给我们提供的若干启示。归根结底，如何正确借鉴外国史学与继承我国史学传统，仍然是当代史学发展需要注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便是学者所谓中国史学的高下“往往取决于‘自我目光’的敏锐程度”；处理不好，便有“感情记忆，即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丧失之嫌。在当前中外史学理论被“西方中心论”潜在影响的情形下，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理论精华有助于我们明辨是非，并为我们的史学实现矫枉纠偏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帮助我们树立理论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