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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文中诸例，皆为寻常治学时偶然所得，既细微而不碍原作宏旨大雅，又散出而不易自成系统。然而，此一误会中国史学，彼一错解西方理论，真真假假彼此纠缠，总令读者感觉方凿圆枘、理路不通，而对我们的学术理性有所疑虑。所幸有关现象虽然细微零散，但问题并非无章可循，有些问题通过提高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是可以化解的。故不揣冒昧，详陈管见，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再三致意。 通过文中事例，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至少还有以下两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 其一，须知我国传统史学中存在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需要继续发掘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造就理论上的丰富积淀，《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撰述即其成果。而本文所举事例表明，即使处于当代的理论环境中，即使与西方史学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我们依旧可以发现传统史学理论的熠熠光辉。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我国近代以来过度批判传统史学的事实进行反思。因为，这种批判导致学界习惯性地忽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只要查阅近二十年间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述，就可以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蜕变成了西方史学史研究。”这既意味着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只见西方而不见中国，失去了自我，也意味着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沦为史学史研究，未能实现更高的理论层次。 无论哪种意味，它都表达出我们对理论发展不足的遗憾以及对发展理论思维的希望。而文中诸例表明，我国传统史学的思想成就有利于理论思维的提高。 其二，中国传统史学应当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与西方史学理论共同致力于未来的史学理论建设。 一方面，随着社会及史学的发展，我们一度非常倚重的西方史学理论暴露出若干不适。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目前主要限于对西方史学理论比较熟悉的学者（有关讨论较多，兹不赘述）。但是，理论资源的单一也将限制有关反思。对西方史学理论之未来的思考一直没有突破，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学界也意识到非西方视角对于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随着西方传统史学所公认的普世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似乎越来越需要史学家和历史编纂者接受非西方的研究视角。”在我国，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呼吁重视中国史学的理论价值，诸如瞿林东以“精神家园”待之、张广智主张“主体意识”、汪荣祖提出“另外开创一番中国史学的大事业”、陈支平则称“命题话语权”、葛志毅重视“中国文化托命之本”等。学者指出：“在此思想指导下进行中西史学的比较，其所获得的历史意识无疑会更为深刻，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比较历史研究的作用。” 总之，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不能取代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维；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维不应被边缘化。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维作为对自身传统的自觉，不仅在整合、复兴传统史学的时代使命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对于纠正那种生硬植入、自说自话、与传统史学疏离的西方史学理论偏好，对于更加合宜地、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和深化西方史学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更应尊重历史的延续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拿来主义”。揆诸古今，方能明辨中西。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