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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文化沉淀的载体，村寨搭建起联系传统与现代生活的桥梁。重新审视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在回应群众需求、实现共享发展以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层面进行思考，以此昭示其价值确定、价值选择及价值追求。通过案例分析和事实研判，能够清晰认识到当前村寨建设中存在的显性和隐性冲突，这致使其发生形式与实质的裂变。只有彻底超越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工具主义思维，在编制村寨规划、多元主体共治、上下联动探索、因地制宜布局和推动人才发展上进行安排，才能促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在程序与实体层面实现融合共生，进而建构起传统与现代融合、城市与乡村并轨的治理体制。 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治理环境; 因地制宜; 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李达（1990-），男，湖北洪湖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中共昆明市委党校决策咨询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 基金：云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巩固边疆发展边疆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研究——以云南为例”（MGC201901）;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校）系统科研协作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与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治理有效问题研究”（2018SYXTB01）;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一个与“分配正义”“共享发展”相关联的政治哲学难题，也是一个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推进基层改革和扶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从历史逻辑来看，如何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已然是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1](19）。在西方，受限于文化背景因素，政策研究上的焦点往往集中于政策形成的过程，到了政策制定阶段才成为利益集团博弈所讨论的关注点。受传统国家和行政体制安排的影响，这一情况在中国则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即博弈的开始出现在政策制定阶段，而各方角力的主战场出现在执行阶段。作为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一观点对其政策制定及变迁具有明显的适用性与事实上的关联性。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始于2009年，在国家主导和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各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对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所涉及的政策变迁轨迹和实践逻辑进行梳理与整合，有助于学界共同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历史逻辑、实践困境、未来趋势等。从理论层面来看，探讨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问题助益如下：（1）可为建构近十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视野下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框架提供参考；（2）能够在多方认同的中观层次上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3）为认识乡村振兴战略条件下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提供前瞻性的系统知识和理论依据；（4）促进与国外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话交流，丰富中国自身乡村研究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价值。从现实意义来看，结合各层面、多领域面临的诸多特殊情况，决定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研究的正当性，即研究成果可为广大乡村的安定和稳固提供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对策，为各级政府、各类部门和社会组织提供基本思路，为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力量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对于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实践的成果、加强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文献述评：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回顾 作为文化沉淀的载体，村寨搭建起联系传统与现代生活的桥梁。与村寨、乡村、村庄、村落相关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随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国内学者对其理论与实证研究也同步推进，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主题检索2009年至2019年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期刊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报纸文章共有604条信息。从发文的年度数量及学界研究轨迹来看，2014年至2019年对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最为集中，并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一研究趋势与国家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日益重视具有关联性。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进行的宏观研究。谢菲、韦世艺基于对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白面瑶寨的调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阐述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生产活动及话语逻辑[2]。房亚明指出，尽管中央财政安排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资金规模不大，但所呈现的效果明显，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3]。段超在调查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建议要共同重视和发展特色村寨的传承与保护，以不断彰显其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4]。 第二，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进行的样本研究。郭献进通过对浙江省丽水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实践的研究，提出改变单一外力驱动方式，提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自主能力的相关对策[5]。陈运洪通过对贵州省遵义市的研究，指出遵义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原生地，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6]。祝霞对贵州省雷山县千户苗寨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分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重点就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开发对村民收益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思考，提出常规建设与重点突出是未来发展的方向[7]。 第三，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具体建设问题展开的专题研究。李忠斌等针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群众就业问题，围绕制约群众就业的具体因素展开了分析，提出回应群众需求、维护公众利益和追求社会公平的解决思路[8]。文怡等指出，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在发展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重要意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的双赢局面[9]。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地方特色的实践创造与拓展。从2009年国家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以来，国内学者尝试以相关学科代表性理论为指导，主要有社区参与理论、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但这些理论并不能有效解决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具体问题。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当前围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进行的研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建构明显不足；二是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工作有待分类、细化和深入；三是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周边社会的互动关系需要进一步思考；四是乡村振兴战略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协同发展研究还不够深入，相关成果尚不多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和关键环节，未来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必然是在原有基础和内容上的创新、升级和丰富。因此，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汲取已有经验，总结过去的失误，汇聚各类资源，建构一个协调发展、关系明确、未来明朗的治理新格局，这是学界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问题研究的后续重大议题。 二、变迁轨迹：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政策梳理 2009年9月，国家民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由此从国家层面正式开始在民族地区进行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2012年12月，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工作推进过程中，国家民委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该纲要在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确立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扶持对象和发展目标。之后，为了在试点探索、典型推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国家民委于2014年9月下发《关于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确定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340个村寨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7年3月，为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国家民委下发《关于命名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将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717个村寨列入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在发展中不断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对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进行传承和保护。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次提出要加强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村寨的传承和保护工作。2019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加强农村文化引领，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挖掘文化内涵，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2020年1月，国家民委下发《关于做好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相关工作的通知》，将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595个村寨列入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 综合近十年国家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政策变迁轨迹可以看出，由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多处于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在自然形态、传统文化或特色产业发展方向与普通的乡村有所区别，这就在事实层面上更加凸显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意义和价值。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保护传统文化、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成为新的课题。尽管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但其所展现的良好前景为现阶段发展机遇的捕捉和具体实施提供了理性选择。 三、实践困境：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审视 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现实举措。在国家主导和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地处边疆，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项基础较为薄弱，各类资源无法有效转换为优势产业，政策难以实施。这造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尝试新手段创新时又深陷博弈和冲突中，导致制度实践的溢出效应有限，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面临着现实困境。 第一，“城镇化拉力—落后的农村推力”的博弈造成差异扩大。随着城镇化的大规模兴起，导致具有本民族村寨文化符号的村民大量向外转移和流失，自身动力不足造成这些本土村民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和标志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日渐消解与淡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逐渐走向空心化。由农村空心化带来的乡村凋敝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10]。同时，受城乡二元差异的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公权力运行逻辑和政治体系运转不畅通，无疑给乡村振兴带来了现实的困境[11]。 第二，“认同—吸纳—融合”的村寨保护意识相对滞后。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的核心组成要素就是房屋建筑。近年来，随着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群众建新房意愿强烈，迫切希望进行拆除重建或者申请宅基地审批新建，对镇、村建房规范及要求异议较大。这导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推进缓慢，后续新建住房大都按照现代建筑风格建设，没有将村寨建筑元素进行有效整合。这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参与建设意识不强，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日益淡薄。特别是由于村寨建筑和文化产生不了经济效益，村民对村寨缺乏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面临消失的危险。 第三，“单向化—同质化”的民族文化趋势渐进明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内在的积淀因素，是滋养民族繁衍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演进过程中不可切割的精神文化体现。当前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出现了同质化痕迹，在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筑趋同于汉族建筑，对彰显民族特色的民居建筑缺少族群认同感和归属感，造成部分少数民族村寨的周边环境不具备保护发展的条件。随着社会结构的快速流动，少数民族群众面对主流文化冲击时，产生一种边缘感，对民族文化同质化持顺其自然的态度，村寨文化建设特色不明显、亮点不突出，失去了本民族文化本真。 第四，“合作—嵌入—共治”的部门间合力还需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涉及政治关系、经济发展、宗教信仰等诸多民族事务，对相关部门的要求更为严格和复杂。由于思想观念、人员编制、机构经费等原因，各部门之间对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中的权力和责任如何分配、协调及配合就成了新问题。多元主体相互合作共建的格局无法构建，甚至互相推诿，导致相关部门在关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实际建设事项未能有效落地。 第五，“参与—分配—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多拥有丰富的资源，在村寨建设中重要的一条思路就是以经济发展带动全域发展，从而改变当地村民的整体状况。但在实际保护与发展中，存在实施主体部门在没有明确任务和责任的前提下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的现象，未能充分考虑村寨发展的特殊性和具体性要求，造成当地居民从村寨保护与发展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较少，与实际需要形成冲突和矛盾，挫伤了村民积极性，造成村民对后续参与村寨建设的热情降低，这凸显了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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