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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合共生：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能力的提升 萧公权曾指出，中国乡村虽然并不是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也不是毫无章法的。乡村的大小和繁荣程度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12](12）。从整体上审视，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社会发展不再受限于生产问题，而更多的是如何在发展中保护的问题。因此，如何规避在发展中急功近利、粗放式发展，也是新型治理关系能否形成的前提，这是持续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朝着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工作的重点是，以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分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场域，并以此作为策略探索的总原则。只有彻底超越“中心—边缘”结构和工具主义思维，建立一套高效运转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认同策略体系，才能促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在程序与实体层面实现融合共生，进而建构起传统与现代融合、城市与乡村并轨的治理体制。 （一）科学编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保护规划 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的治理逻辑是国家一切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前提与基础。一直以来，国家在内部民族事务的处理中，对未来发展进行规制被视为谋求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靠性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手段。就村寨这一社会基层治理单元而言，制度主义的治理逻辑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例如，作为生态文明样本示范区的浙江省丽水市，通过编制全国首个民族乡村振兴专项规划，指明了丽水市民族乡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丽水市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围绕打造全国民族乡村振兴排头兵的战略定位，以文化筑魂为特色，扎实推进民族乡村产业、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将丽水市打造成为全国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和民族乡村高质量绿色发展先行区和示范区。基于案例样本，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布局。其一，加强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规划指导。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标准和要求，科学编制本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规划，包括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总体布局、村寨文化、特色建筑、主导产业、基础设施等内容。既要在建设指导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过程中注重保持原有的自然风貌，也要切实做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其二，切实体现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村寨规划。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规划设计既要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情，也要展示本村寨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要深入挖掘不同地方的民族特色村寨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风格。要将有条件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成为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民俗风情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示范村。其三，注意后续建设中村寨规划的动态调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规划是对今后和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方向性布局，在科学设计的前提下，能够在一段时期实现总体上的稳定。但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也会发生动态变化，村寨发展的未来走向依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未来的村寨规划需要根据时间、条件、地点进行动态调整。 （二）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好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把握的根本原则。就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而言，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安排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总体指导思想。同时，通过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紧密结合，实现既有方向又有路径的改革局面。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敏感性、现实性等显著特点。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其治理进程中所体现的方式、机制、程序等要素更加明显。在这一方面，新疆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到本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保护过程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自2009年起，国家民委和财政部安排一部分项目支持新疆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自项目实施以来，新疆坚持国家政策的总体安排，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原则，把民居保护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建设了一批特色鲜明、文化氛围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此基础上，同步带动了本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群众增收和精神文明建设。鉴于此，各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指导和协调，加大各项政策、资金、人力、财力的扶持力度，引导各项目实施主体部门确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扎实开展。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安排、加强监督管理、抓好部署落实，将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精神落实到本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工作中，让少数民族村寨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个亮点和一道风景线。要善于系统总结基层群众在村寨建设上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宏观层面上的试点推广。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聚集的地区，在明晰本地区发展实际和方向的前提下，通过将特色产业、文化传承、特色建筑等融入发展过程中，做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有机统一。 （三）努力形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整体合力 丽莎·布洛姆格伦·宾汉（Lisa Blomgren Bingham）曾指出，处于公共事务中的领导者会通过公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网络来确定新型治理手段，这种新型治理关乎利益攸关方和公民的政治参与[13](367）。就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公共政策的执行梗阻一直是困扰各个层级政府的长期难题，当政策越向下层进行传递，所体现的实效性和执行力就越发凸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大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建设、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也要看到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目前，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不断下移，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更多的是强调如何运用新型治理手段来实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湖北省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工作比较有代表性。自2000年开始，湖北省就重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工作。从2009年起，湖北省又继续在省内少数民族地区确定并试点建设了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通过资源整合与探索创新，全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各项基础条件不断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建设协调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差距逐渐缩小，渐进形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整体合力。按照以上案例的实践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建设理论为共享发展提出了目标和方向，即社会主义制度为共享发展理论在劳动关系中的实践确立了制度基础[14]。行动主义理论（Theory of activism）的代表人物张康之教授提出，对合作行动的政府、企业、非政府政治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进行研究，旨在建构一个道德与伦理基础上的合作制组织，进而能够从“人的共生共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保证整体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达成。基于此，要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调动各种力量的积极性，以村寨建设为平台，不断整合各类资源，形成融合共生、协调推进的良好氛围和行动策略；要为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本村寨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进行；要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合力[15]。 （四）因地制宜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 就全国而言，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的不同，造成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基本情况、具体内容各有特点，也必然会在路径选择上产生差异。同时，对处于国家治理最底层的乡镇而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并不总是与上级政策相调适，基层对政策执行梗阻已然成为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给异质化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带来了困惑。因此，在选择和方向上就会有各自的特色、思路和方向，这符合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路径探索。例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利用本地旅游资源优势，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上探索出独特的村寨旅游模式，并在发展过程中将经验不断推广。这种模式既强调乡村文化的丰富与独特，又重视对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生态保护，使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共同推进乡村发展。要根据不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进行规划，对本村寨中具有特色的内容进行计划与推动，确保彰显特色、促进发展，避免因急于发展造成与村寨民族根基和源流产生分离。当前，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是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也是维护民族团结与进步的推动力和稳定器。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要准确定位，既要真正体现和尊重群众意愿，又要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的同时彰显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此外，在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合村并村政策，使离散的、同质性强的自然共同体转向集中的、作用发挥突出的行政共同体。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社区化和城镇化，有助于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工作变得更加有效。要在保护与发展中突出民族文化特色，按照“民族文化有形化，着力打造文化品牌”的要求，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进一步营造浓郁的发展氛围，不断凸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 （五）建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未来发展的人才内核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曾指出，国家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文化中流”的政治文化及文化精英所起作用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和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内涵和外延，对当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这里所提到的“文化精英”放在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具体环境中，可以理解为人才队伍、基层干部等具体概念。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就是本地能人精英的流失或缺失。“边少穷”乡村地区如何培养本土精英，进而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和全面振兴，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16]。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而言，核心是人的问题，重点是抓好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管理和监督等各个环节。由于基层人才资源培育和储备有限，通过内培外引的方式来构筑人才内核是一条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善治”之路。那么，这就要求扩大群众对村寨各项事务的参与，关键是让更多的人才投入到发展主导产业、建设生态文明、保护村寨资源中来，使他们参与村寨建设，由“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基于此，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政府管理与决策部门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和资源，对内整合各类资源，高度重视人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不断提高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在未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人才内核建构上，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强化人才选派的可行性论证，减少不必要的人才浪费与交叉，确保人才考核评估高质和高效；扩大人才的选择范围，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支持和发展本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真正把各类社会力量用到实处，用在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不断形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聚合力和向心力。 五、结论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想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切过程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想走向，表现为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的博弈态势，这是未来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必然逻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考量和布局。当前，各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正逐渐成为民族团结、乡村治理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重点工作，为新时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等方面释放出强大的驱动效应。与此同时，要体现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就应在综合各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实践基础上，让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进程中，进而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唯有如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才能得到持续保护和发展，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才能得到全面实现。 参考文献 [1][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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