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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时期是目前所知留存史学学人日记最多的时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有近40部。史学学人日记以连续记录的形式展现了近代史学的独特内涵和多元价值，从学人日记来解读近代史学，不仅是史料观的转换，更是研究意识和方法论的变革。近代史学学人日记以其个性化的语言、生动的笔触记录下近代史学流派之间的交往、聚合、对立、冲突的生动场景，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家面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作出的痛苦抉择，尤其在处理西方史学本土化和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时，对西方分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认知。反映了中国史家借用西方近代分科理念和成熟的近代知识分类系统，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解构和重构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冲突，以及如何处理“旧典范”和新学科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学人日记视角下观照近代史学的转型路径、史学流派、史学学科体制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 键 词：史学学人日记 史学转型 史学流派 史学学科体制化 近代史学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 )，男，安徽巢湖人，历史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8BZS012)。 晚近以来，随着大量“日记”的刊行，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材料，对近代史学转型、史学领域的演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近代学者金梁对此深有体悟，其撰写《近世人物志》就多采近代名人日记，所谓“欲考人物，仅凭正传，既嫌过略；兼述野史，又虑传误；皆不必尽为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难，光宣列传，力矫斯弊，乃采及近人日记，终为史例所限，亦不能尽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记，如翁文恭、李越缦、王湘绮、叶缘督诸家，为时所重，足与曾文正日记并传。其中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①。史学学人日记比官方文献更自由、细致、充分、从容，对史学问题、史学线索的记录基本能存本真的势态，故而尤应珍视其价值。晚清民国时期是目前所知留存史学学人日记最多的时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40部。史学学人日记以连续记录的形式展现近代史学的独特内涵和多元价值，从学人日记来解读近代史学，不仅是史料观的转换，更是研究意识和方法论的变革。本此思路，我们拟将近代史学学人日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性考察，在目前的近代史学史研究中可称为较少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目的是从一个相对集中的史料视角来观察近代史学转型，梳理近代史学分支领域的转型表现和特点。这样的研究取径，可以从日记中提炼问题的线索，寻找在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的鲜活的面相，从而深入探究近代史学史的相关问题。 一、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在近代史学演进的每个历史节点上，史学学人是史学转型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们作为史学转型的主体积极融入其中，近代史学转型的生动图景往往经过他们的生花妙笔(学人日记)记录下来。在近代史学转型中，我们尤其应该珍视近代史学转型的“本土元素”，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西方史学的引进与择受以及日本中转管道的影响，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路径和关键领域的变化，进而检讨史学“科学化”倾向的利弊得失。要想实现以上研究目标，需要注意关键问题：(1)对于近代史学转型的研究，需要学者有针对性地利用多个史学学人日记：即在研究的深化方面，既关注传统史学的近代性因素，又需关注西方和日本的他者因素。因此迄今为止学界并未清晰勾画近代史学转型的全貌。(2)近代史学转型路径研究有待深化。因为近代中西、新旧多种因素交织，近代史学转型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近代史学转型在史学观念、史学学科体制化、史学批评、历史编纂学等领域呈现或快或慢、冲突与融合并呈的现象。因此，在研究路径方面，应该从史学学人与他们生存时代的交相互动中，从多个角度探究近代史学转型的路径和各个具体史学领域的变迁。(3)探究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要把握好传统和现代性两个概念，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沼中。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既有“他者”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 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应该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看，历时性主要考察传统史学的“近代因子”和近代史学转型的艰难过程、多元的路径选择等；共时性则主要考察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因素在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如何发生作用，评判其对史学转型的效果。西方史学进入中国，最初采用中西体例融合的形式，以减少传入中国的阻力。如艾约瑟所编的《欧洲史略》，体例新辟，不以国分，而以事为纲，且在每卷之后仿中国古代的“史臣曰”加以评论，于叙事之外必寓史家之议论，颇见史家之别识心裁。艾约瑟所编译的国别体史书，则取文明史观之旨趣，将欧洲文明古国希腊、罗马的政教文明、治乱兴衰熔冶于一炉，将欧洲民主制度的溯源流变做出清晰的梳理和解读。以上可见，艾约瑟所编译的史书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叙述结构引入中国，开创了卷章体、卷节体等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其最鲜明的变化体现在译者以文明史学观念和历史主义的视野，与中国传统史书叙事重王朝兴衰、重帝王将相的编纂模式迥然不同，将历史盛衰的主动力归因于民主和民众的力量。1882年，美国人谢卫楼采用卷章体的形式，为中国史家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编篡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由上可见，西方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史书编纂形式，为中国史学的编纂形式的近代转换提供了重要的诱导因素。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如1879年日本人冈本监辅撰写的《万国史记》，“其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②，按照西方分时代的观念来叙述世界各国历史的情况，采用卷节体形式，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述模式。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虽是在西方和日本史学的直接影响下艰难转型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从近代史学转型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理论与方法经过历代文献学家、特别是乾嘉学派的推动，形成严谨的史料考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近代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和理性思辨的精神若合符节，为20世纪史料学派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新史学演进的“内在因子”。比如，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在传统历史考证学方面贡献尤多，其在考证学方面遵循“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善于广搜各种史料互证，以求史料之真实。钱氏还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努力开掘传统史学严谨考辨的进路，梁启超对此有较高的评价：“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③梁氏的评价深刻地揭示出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近代因子”，这是立足于本土、化合中西史学方法颇有见地的观点。此外，钱氏的历史考证学纯熟地运用义例法，将分析和归纳的逻辑方法自觉运用到考订史实中，能从许多个别事例归纳出解读其他史实的原则和方法，与西方近代兰克史学的“内考证”、“外考证”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讨论近代史学转型的影响因素，离不开近代史学转型的社会语境和生成机制，亦即近代史学转型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西方史学本土化和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前者注重探讨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及其认同的方式，侧重的是空间问题；后者讨论的是史学转型纵向的时间线索和史学转型的内在连续性问题，着重讨论传统史学在近代的重构，赋予其新的话语和方法。20世纪初，随着近代学术分科观念输入中国，中国学人开始用西学分科观念比附中国传统旧学，赋予新的知识门类，以使西方学术本土化。孙宝瑄认为：“经学为三代以前普通学，声言训诂为三代以前语言文字学。余数年来，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④孙氏的吸纳和改造，表明他的立场基于中国学术新变的内在因素着眼，他没有切割中国传统学术资源，而是套用西方分科观念赋予旧学以新的解释。孙氏用新眼光来梳理和解读中国传统史学，用辩证的观点说明传统学术嬗变的路径：“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⑤其善于借用西方新学理以改造传统历史编纂方法，体现了融合中西史学的旨趣，他说：“读史所最重者，曰地理，曰职官……故余意每编一代之史，必先以地图职官表冠其首，使学者先明此而后可以读史……今欲合之，莫如用断代法，每一代为一书，或合数代为一书，而于一书之中，首以编年纪月叙事，继以类别部居纪政。”⑥孙氏继承了传统历史编纂方法详析地理和职官的特点，但又吸收西方的进化论和公元纪年方法，梳理中国历史的盛衰转换，如他所说“地图、职官表之前，复宜增一帝王年表，即仿纪元编例，专列纪元及甲子，使读者醒目”⑦。孙氏结合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的特点，将中国历史明确划分为10个时期，表明他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历史编纂方法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反映了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的继承性。章炳麟对近代史学转型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而是在化合中西的基础上构建新史学范式。他在《訄书》中将西方文化人类学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以“历史民族”的醒目话语构建利于表达各个民族差异性及其历史脉络的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改变中国传统史学的表述方法和研究理念，其改造并没有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语境。对章氏的这种改造，时人有评价曰：“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余则谓破碎与完具相为用也。昔人多专治破碎之学，今人多专治完具之学。完具不由破碎而来非真完具，破碎不进以完具，适成其为破碎之学而已。”⑧“以新理言旧学”，表明旧学仍有独到的价值，并不能以新理取代旧学，历史主义的态度是西方学术范式、方法只是催生近代史学转型的外在动力，中国史学内在因素才是转型的主动力、“直接动力”。 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所选择的“科学化”路径，其中既有利亦有弊端。其利表现在拓宽了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流和接触，使得中国史学能迅速融入国际史学近代化的潮流中；输入了丰富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供给中国史学比较先进、精微的参照系，为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提供可供参考的外生变量。其弊则在于，忽视中国史学的内在因素，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是举，盲目否定传统史学中有接引西方理论方法的元素，故而很难将本土史学传统与西方新学理、新方法有效地融通化合，对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省思和检讨。比如在传说的真伪考辨方面，古代中国学者形成“验之以理”和“察之以情”的优良传统。20世纪2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凡与此潮流异趣的学者声音为流俗淹没，但回头反思他们的观点也有合理之处。在“古史辨”讨论中，“信古派”学者刘掞藜曾借鉴传统的考经、考史的方法提出：“我对于古史只采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⑨以上考证方法可谓中国传统学术积累出的很有效的考证方法，然胡适站在西方实验主义的立场，只相信“决之以证”的重要性，对其他两条则不屑采纳，因“历史学家只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用情与理去验证古史，则会不免加入主观意见，最后使史料的科学性受到主观意志的干扰⑩。从胡适的视野出发，历史学只有科学性，只相信“证据”的效力，如此思维必然会规避历史学的艺术性、人文性的特征，简单地否定“情”、“理”在历史考证方面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