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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流派、史学学科体制化的精微记录 近代史学流派是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与形成的，它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派间的激荡互动及不同学派的辩难问诘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因，因此近代学派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逻辑脉络。学派以师承、家学、地缘、学缘关系为纽带，以学术观念、方法为灵魂，以各自独具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来源、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为特征和偏好，因此学派研究需要客观认识其复杂性。我们拟以学人日记为基本史料，着重梳理近代不同史学学术流派形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对各派的学术主张与建树、学派分合以及对学科体制化建构等问题进行研究。其主要内容有：(一)“旧典范之危机”和新学科之建立；(二)道统、师承、家学、地缘、学缘与学派之分合；(三)学人日记与儒林词臣；(四)学人日记与章门弟子；(五)《顾颉刚日记》与古史辨派成立、发展以及相互关系；(六)《蒋廷黻日记》与“清华学派”；(七)《陈训慈日记》与“浙东学派”的本事与真相；(八)朱希祖、金毓黻、刘节、柴德赓、冉昭德等人的日记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和转型；(九)谭献、林传甲、陈训慈、张舜徽等人日记与历史文献学学科体制化；(十)沈曾植、柯劭忞、王锡祺、王树枏、林传甲、谭其骧等史地学者日记与近代历史地理学科嬗变和成就；(十一)《夏鼐日记》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科的体制化。晚清儒林词臣、史学名家日记，记录了各派的学术主张，也记录了各派之间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史学流派之间对立斗争、互动交融更加复杂。朱希祖、黄侃在日记中客观地记述了章门弟子之间的学术交往以及章门门派内外的矛盾，这些鲜活的记录往往更能彰显近代学术史研究的魅力。《顾颉刚日记》记事长达六十七年，日记对古史辨学派成立始末、学派的学术主张皆有翔实记录，对顾颉刚与同门或其他学派史学名家之间互动交往或矛盾纠葛生动图景作了长时段的动态记录。《蒋廷黻日记》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科和“清华学派”具有重要的价值，《陈训慈日记》对于研究“浙东学派”具有较高的价值。朱希祖、金毓黻、刘节、柴德赓、冉昭德等人的日记不仅有史学界同人之间的交际和派别的记录，更有民国时期史学史学科建立、发展、学科意识、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实录，如果我们将他们的日记合读，就会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和转型别有洞见。此外，夏鼐日记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科的体制化、考古学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体制化第一手史料，也是研究中研院史语所和当时重要学人掌故、学术生态重要的史料。以上研究虽有重要价值，但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如学派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学派分合的因素、学术交往与政治关系、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建立与转型的学术机制、学科意识等，皆需借助学人日记和其他史料认真梳理和释读。近代史学流派借助近代“学术网络”和诸种不同的史学场域，实现学派内部、外部的互动交流。史学场域的建构过程，实则是近代史学家群体围绕史学学科体制化转型而建立的由多种媒介参与的史学共同体，是近代史学学科独立化、科学化多方博弈的必然产物。近代史学学人日记以其个性化的语言、生动的笔触记录下近代史学流派之间的交往、聚合、对立、冲突的生动场景。 在史学研究领域，章门弟子绝大多数颇受章太炎“六经皆史说”命题的濡染和洗涤，对经学笼罩下的传统学术体系进行解构和重新疏解，大力弘扬史学学科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推助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但亦有学者与章太炎的观点意见相左，他们批评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其言说立足于六经不同属性而立论。章太炎标揭“六经皆史”论的本意在于消解“六经”典范意义，将六经的“载道”功能还原为“古史”史料。章氏之说颇有回应者，如弟子朱希祖说：“然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亦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11)朱希祖虽对章师学说许为“与鄙意实相同”，但并不是没有独立的思考，只不过不敢“质之先师”，他对“六经皆史说”是有所存疑的。与绝大多数章门弟子赞成章氏学说不同，钱玄同对乃师主张的“六经皆史”说批判不可为不烈：“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12)就钱玄同对儒学的认知而言，六经的性质决不相同，“六经”根本不能成立，“六经皆史实在可笑极了”。钱玄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批判，并不代表他不认同章氏的其他学术思想，更不能说明他与章氏师生情谊的决裂。从《钱玄同日记》中，可见钱玄同对其师恪遵师训、执礼愈恭，对同门笃厚唯谨。钱玄同对乃师科学史学的治史方法极表赏识：“我们如果愿意阐明‘国故’的真相，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可。”(13)1932年2月，章太炎避沪难抵北京，钱玄同得知先师来北京，即与章门弟子至饭店拜访老师，当天日记里作了如下描述：“(先师)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在)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14) “骈散之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章门弟子与桐城派围绕骈散而发生的学派之争，《朱希祖日记》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估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15)这场论争由章门弟子黄侃发起，它极大地消解了桐城派在北大的威势，提升了章门弟子在北大的地位，造就了三派鼎足的新局面。颇令人玩味的是，章太炎本人似乎对这场“骈散之争”抱有保留之态度，他曾就此事对吴承仕说：“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16)他晚年仍认为：“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17)可见，在章门内部，作为开门祖师的章太炎与弟子的意见亦有分歧，但学术主张的不同，并不能阻遏学派内部的交流与互动，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 有意思的是，1932年章氏北上讲学时，黄侃拜谒章师，章氏有意对他谈及“师言梨洲性多忌刻，于同门毁恽日初即其征也”(18)。章氏以黄宗羲的性格为例，意在告诫黄侃秉持学者本色，不要饰伪自尊、鄙薄他人，不争门户之见。但章门内部因学术观点的不同、个性的冲突，学者之间往往有激烈的言语交锋。对读学人日记，可以还原冲突的原委和真相。1932年3月12日，钱玄同和黄侃往章师住处看望先生，因为黄侃粗口骂人和戏谑白话文的态度，双方爆发冲突，《钱玄同日记》对此有记载：“我忽与季刚龃龉，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均有何心得，我答以无。”(19)而根据《黄侃日记》记载则是：“食罢，二风至。予屈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謷謷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20)正如章太炎评价黄侃：“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熟)……季刚性行，恐难免于乱世，是则深可忧也。”(21)钱玄同与黄侃的冲突，黄侃的个性因素可能是引起冲突的主因，其次才是对待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的态度。黄侃坚守“中体西用”的立场，能严守传统治学门径，不因趋新思潮、方法和新史料之影响而改变发扬国学优良传统的取向，从其日记中可见其思路：“学术有始变，有独殊……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22)比如他对甲骨学的态度就可见一斑。晚年黄侃大肆购买龟甲书，却担心别人诋毁他，故绝不承认前此态度有何不妥，杨树达对黄侃知错不肯改的态度解读颇为深刻：“季刚始则不究情实，痛诋龟甲，不免于妄；继知其决非伪物，则又护持前错，不肯自改，又不免于懦矣。”(23)由此可见，钱玄同、黄侃虽观点、性情不同，时生摩擦，但是钱玄同对黄侃的敬意却始终不变。1935年12月，黄侃去世，钱玄同在《致潘景郑书》中表达了同门永诀的悲痛之情：“季刚兄作古，闻之心痛。弟与季刚自己酉年订交，至今已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24)生死面前，同门之间的友谊早已超越嫌隙，念兹在兹的则是公允的评价。其后不久，钱玄同亦作古，朱希祖在纪念文中也是抒怀感叹：“报载七月十五目吾友钱玄同卒于北平……余与玄同颇多相合，惟谈经不相合，而心最莫逆也。今季刚已先卒，而玄同继之，其可哀孰甚？因撰《哀钱玄同文》，聊以抒哀，不欲彰表。”(25) 顾颉刚对现代是否有史学流派曾有评论：“严格地说，明显的史学流派是不存在的，以前有人勉强分出疑古派、释古派等等，其实疑古是手段，释古是目的，这种方法未必合理。又如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是以唯物史观来理解历史，但个人所得的结论距离甚远，未便归纳在一个流派里面。”(26)但回顾民国学术界的学术思潮，疑古辨伪实成为当时之显学。顾颉刚欣赏、奖掖钱穆，与钱穆的疑古辨伪精神密切关联。钱穆曾宣称：“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27)胡适称“钱宾四费了许多年的工夫著了一部《诸子系年考辨》，凡数十万言。老子的移后是其中的一个要点”(2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史学主流正值顾颇刚、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占据主流位置，他们以西方的历史考证理论与方法推进现代科学史学。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新历史考证学派虽承认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但却不能摆脱预设立场的限制。从学人日记中，可以分析出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矛盾态度。比如，顾颉刚的学生何定生曾劝说顾颉刚接受唯物史观，顾颉刚以考辨古史、梳理古代地理沿革无暇分身相推脱：“独此事予非不愿，予亦知许多历史现象，非用此说明之不可。然予现在无法研究，若不成熟而惟取宠于人，则‘画虎不成反类狗’，内疚神明矣。”(29)从日记中不难看出，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充满矛盾，既承认其价值，又说无暇分身，不愿追赶时髦，骨子里还是对疑古思潮欲罢不能。 学人日记还是记载学人交往、学派纷争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其记述不加隐晦，颇见细节之真。1941年1月1日，中央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金毓黻为历史系《史学述林》题词，文中谈及学衡派，着重解读了史学上南派、北派的不同：“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屏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30)北方学派以北京大学、北高师、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主，南方学派要包括“南高史地学派”和国立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中央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山大学等。20世纪20年代，南北学术旨趣不同，学术方法的差异造成南北学人对对手颇含讥讽之词。1924年12月，东南大学柳诒徵(翼谋)、顾实(惕生)、陈去病(佩忍)三人利用到北京调查整理清宫档案之际，顺道去北大研究所拜访顾颉刚，顾颉刚与三先生交接后，对三先生评价：“东大三先生，柳多闻而狡狯，顾颟顸，陈则狂生也。柳可与把臂，陈、顾则气味终不投。”(31)顾颉刚站在北方学派的立场，对三先生个性评价甚低，只不过认为柳诒徵尚可以结为朋友。柳诒徵的弟子缪凤林作为疑古派的主要批评者，顾颉刚对其并无好感。因此，在其私密的个人日记中记录缪凤林欲拉拢学生争取兼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对此举甚为齿冷，并对其鼓动学生反对其弟子郭廷以的行为更为不满：“缪赞虞欲兼任文学院史学系主任，而学生不附，遂日日请学生吃饭。知郭廷以到柏溪，则又造谣言，谓刚伯令郭前往，鼓动学生反对。此等人心中无是非，无善恶，可叹!”(32)北方学派不仅与“学衡派”有龃龉，与南方学派的浙江大学亦有矛盾。1940年4月27日，《顾颉刚日记》记载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毕业生刘节(子植)在成都对顾颉刚说自己在浙江大学曾受到的排挤：“子植见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骂胡适之、骂顾颉刚，成为风气。嫌彼与我接近，曾为古史辨第五册作序，强其改变态度，彼不肯，遂受排挤。”(33)刘节因为赞同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和历史考证的方法，被视为北派，故在浙大遭排挤不得不去职。学派纷争是民国学术界的突出现象，民国时期派分南北，既有学理和方法的论争，也有利益和人际关系的纠葛，更夹杂着义气和性格之争。学派之争，本应是学理之争、方法之争，而民国学术界不少人将学派之争演变成义气之争、人身攻讦，这就偏离了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与此相反，有些学者却能坚守学者本色。如徐旭生虽对顾颉刚“古史辨派”学术观点不认同，但却能坚持“君子交绝，不出恶声”(34)，这是颇令人深思的健康态度。回望民国学术界南北纷争，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融合南北学术之长，建立消弭派分的新史学，胡适对此解读颇有见识：“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35)无论是南北学派还是疑古、信古抑或释古派，派别多岐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中国学术吸纳西方分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借用西方近代分科理念和成熟的近代知识分类系统，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解构和重构。这一转型的过程必然面临种种冲突，必然会面对如何处理“旧典范”和新学科之间关系的问题。孙宝瑄对一味输入西方近代学科体系，而不知保存中国传统国粹之精神深感忧虑：“游学东西归者众矣，其于本国文有不能缀句者，本国经传历史及现今情势有茫乎不知者，如是虽获有他国高等文凭，几于无所用之。”(36)孙氏的态度表明，接受西方新学和分学科知识必须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必须要对本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必然会面临如何调适“旧典范”和新学科体制和观念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史学史必须将中西史学合辙，将中西史学熔冶于一炉进行关照和比较。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藉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输入中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新史学初潮之时，梁启超对西方进化史观、普遍历史观念、章节体表述形式吸纳有余而批评不足，正如金毓黻评价梁氏所指出的“徒为稗贩，终无所得，真可笑也”(37)。在这样的视野和历史观的指导下，梁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梳理和解读就很难显现“平心之论”，正如金毓黻所评价的：“局于己见，动诋古人，以为一钱不值，此非讲学者之公平态度也。”(38)五四以后，梁启超在建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时候，一改前期“动诋古人”的态度，将中国史学史的主题定位为四个方面的问题：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发展趋势，可以视为融合中西史学理论、方法疏解中国史学演变发展的有益尝试。 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期间就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梳理和解读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流变，着重从史官、史书体裁解读中国史学史流变的特点。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起源，朱希祖吸纳德人郎泊雷希脱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史学萌芽时期发生的实际，作出颇有兴味的探索。朱氏没有简单地套用郎泊雷希脱的历史哲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史学的起源，而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试图对其理论作出中国化的阐释：“郎泊雷希脱又云：‘谱系进而为年代记(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此两元之进化，其说固是；然以吾国史迹观之，则四者发生之次叙，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39)朱氏对中国史学发生次序的解读，不局限于西方经验，而是从中国史学实际发生的历史加以建构和表达。朱氏对中国史学流派的分析虽也是借镜西方的理论，但确是密切结合中国史学的实际做出的非常有价值的分析，他说：“史学上有两大派别焉：一曰记述主义，一曰推理主义……吾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故推理主义不能发达。”(40)朱氏所论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朱氏通过比较中西史学起源上的不同特点，试图总结中国史学独特的发展路径，由此推衍中国近代史学亦须借重推理主义(历史哲学)，以此丰富中国史学的史观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