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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塑造牛津历史学科 专业史学的发展除了史料编纂和理论建设，仍需在高等教育中获取独立学科地位，建立制度化的专业史学人才培养体系，进而形成历史学共同体。在这方面，首创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德国再次遥遥领先，兰克早在1833年就在柏林大学创设“研讨班”，成为培养专业史家的摇篮；而法国则未能保持对英国的优势地位，直到1880年代才将历史学学士学位教育纳入大学体系，至1907年才完全独立。在英国，保守的牛津却领风气之先，1850年正式设立法律与现代史学院(The School of Law and Modern History)，将史学纳入选修科目，1864年将其纳为荣誉等级考试科目。1872年现代历史学院独立成系，牛津历史学科建设逐步迈上正轨，成为英国现代史学的发轫之地。在此过程中，斯塔布斯作为钦定现代史教授参与并塑造了牛津历史学科的课程与考试体系及学术共同体建设。 首先，受限于牛津学院导师主导教学的格局，斯塔布斯对历史学科教学管理的影响相对有限。1724年乔治一世在牛津大学设置钦定现代史教授席位，其目的以资政为主，以利用史学之实用价值为圭臬。在斯塔布斯之前，几无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充任。执掌者很少写作史学论著，其课堂大多学生寥寥，几乎沦为闲职。(31)及至1850年历史学被纳入博雅教育体系，其功能仍以公共服务为主，增加史学考试是为适应现代专业化分工的需要。现代史学院独立成系后，在历史教学亟须扩大范围和加强深度的情况下，斯塔布斯也未能改变听课学生少的状况。其通过“历史教学……产生足够兴趣以刺激研究”(32)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学生以应付考试为目的，多接受学院导师的指导，而导师是博雅教育的载体，以训练学生心智和精神为宗旨，并不以史学研究为依归。(33)史密斯在1868年仍承认学院尚未形成系统的学科来支撑学术教育即为明证。(34)但此后状况有所改善。斯塔布斯担任了1872年创设的研究董事会(Boards of Studies，由各学科教授及三位考试官组成)主席，旨在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专业建议。这使得他对牛津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了潜在的控制权力。(35) 其次，在课程内容与考试模式上，斯塔布斯借助其权威性的历史著述，完全主导并塑造了牛津历史学科的风格和发展方向。1850年新考试规章将现代史列入文科学位的选考科目，但其教学体系未能脱离旧的窠臼。(36)只有当斯塔布斯原创性的研究著作纳入课程体系后，才逐步将基于原始材料的学术训练与历史教学及考核相结合。这使得他在1884年离职之际，能够自豪地宣称牛津已成功组建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体系。尽管教学主要依靠导师完成，但这套课程与教学体系却是以《英格兰宪政史》对英国宪政成长的阐释为核心的。梅特兰盛赞《特许状选集》是一本厚重的著作，对学院的贡献少有人及，“牛津的学院应该以它为傲”。(37)该书出版后旋即被牛津师生奉为史学中的“圣经”，成为必备参考书。牛津的模范导师史密斯(A.L.Smith)在担任巴利奥尔学院导师期间(1877-1916年)培养了众多政治家和史学教师。他所开设的课程“斯塔布斯进阶”(Steps to Stubbs)，即是对《特许状选集》的内容和主题进行解析，帮助学生掌握斯塔布斯著作的精髓。此外博阿斯、史密斯等导师也开设宪政史讲座。斯塔布斯建立的宪政史体系在牛津历史学院的主导性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考试模式是学科发展的指挥棒，考试官则发挥着引导历史研究方向的作用。斯塔布斯和弗里曼不仅通过担任考试官引导学院发展，(38)也凭借其史学著作锻造学生的研究能力。根据斯塔布斯的归纳，当时考试规章(Examination Statute)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1.持续地研读国史(national history)；2.全新处理一般欧洲历史中的一部分；3.对原始文献中某些人物或时期的特殊研究。该计划有两大目标，一是通过“持续地研读某一主题，传达连续性(continuity)的教训”；二是通过接触特殊主题的原始史料，让学生领略研究的风采。(39)斯塔布斯认为专题研读是史学研究的样本展示，也是牛津考试项目中最具特色的。而通过专研原始史料则能够开启“独立研究的起点”。作为考试核心的英国史分为宪政史和政治史两个部分，其中前者被视为历史学院的支柱，提供国史的基本框架。其原因之一是宪政史涵盖了史学研究所需的所有技能，特别适合作为教学之用。(40)莱恩甚至认为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等著作就是“特别为迎合我们(历史)学院的观点而作的”，这“意味着学院影响了斯塔布斯一生著作的性质和内容”，而他“作为教授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学科的需要而写作”。(41)这充分展现了斯塔布斯与牛津历史学院相互塑造的程度之深。 宪政史方面的考试通过手稿学、文书学等复杂的专业技术要求，逼迫学生必须掌握原始史料并具备多语种能力，以淬炼学生的研究能力。为此，弗思建议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马上开始阅读斯塔布斯、弗里曼与格林的著作，其中宪政史部分围绕斯塔布斯的《特许状选集》和《英格兰宪政史》展开，足见其核心地位。斯泰普尔顿就盛赞斯塔布斯的著作之于历史学院犹如柏拉图的著作之于古典学院，是整个学院的智识基石。(42)奥曼(Charles Oman)也回忆，英国历史中的宪政部分是他投入时间最多的部分，不仅因为它在学院当中的重要性，更因它所涉及的技术性知识较难掌握。“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两年前刚刚出版，正处于完全的荣耀时刻……他以非常艰涩的原始拉丁文或诺曼—法语所撰的《特许状选集》出现得更晚，但已被奉为圣经。学生须在没有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辨识其中的每一个段落”。(43)奥曼的回忆进一步佐证了牛津导师们及其课程对斯塔布斯著作的依赖程度。 最后，斯塔布斯支持引入兰克式教学研究模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牛津相关历史协会的建设与发展。其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斯塔布斯协会(Stubbs Society)的创办与运转上。该协会是牛津最重要的历史学术组织之一，起初为美国学生布雷亚利仿照德国研讨会模式发起建立的“现代历史协会”(Modern History Society)，俗称“布雷亚利进步协会”(Brearley Improvement Society)。斯塔布斯担任该协会主席，并且承担着类似于兰克在其研讨班中的角色。根据奥曼回忆，斯塔布斯极为勤勉，基本上出席了该协会的每次会议。而且他参与讨论，并对与会者提交的每篇论文进行点评，这种状态延续至他离开牛津就任切斯特主教为止。(44)该协会成熟之后更名为斯塔布斯协会，发展势头良好，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协会成员组成了非常严肃的研究团体，讨论主题较为广泛。不仅包含历史理论与解释问题，也涉及当代的工业革命、宪章运动等议题。该协会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学术、宗教与政治人才。仅以其1883年成员为例，其中就有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朗(Cosmo Lang)、杜伦主教韩森(Herbert H.Henson)、奇切里现代史教授奥曼及马里奥特等4位后来的下议院议员。某种意义上，斯塔布斯协会是当时牛津以史学研究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历史研究能力为宗旨的主要学术共同体，而斯塔布斯显然是其早期活动的灵魂人物。 综上而言，斯塔布斯不愧为牛津历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虽然及至1895年开设研究生学位(即B.Litt和B.Sc)项目，191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牛津才建成完整的专业史学人才培养体系，但他以其学术成就为历史学科赢得一席之地，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教学与研究体系。在任期内，斯塔布斯实现了上任之初许诺的帮助牛津与哥廷根、巴黎等史学重镇比肩的期望，而牛津也有了英国乃至欧洲历史学术“苗圃”的名声。(45) 四、助推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 作为英国率先创建了较为完整的教学与课程体系的学术机构，牛津历史学科对英国历史学科乃至现代史学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风格，它的标准为剑桥和英国其他大学所模仿。(46)除了其他大学的主动学习效仿，牛津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学生任职其他大学后，积极将“牛津模式”推广到英国各高校历史学科的建设中。可以说，英国历史学术研究发起于牛津，“通过其灵感和范例，牛津塑造了它，其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大学”。(47)而斯塔布斯也正是通过牛津学科体系及其培养的学生这两种途径，帮助创建了全国范围的历史学家共同体，从而将自己的影响扩散至整个英国历史学界。 其一，以斯塔布斯论著为核心的课程体系，逐步为英国其他高校和学术机构所效仿。斯塔布斯和弗里曼所建立的历史学科体系，不再像马考莱那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而是“凭借严格的史料研究来掌握英国民族发展”的进程来展开民族教育。(48)这种教育模式通过19世纪末英国大学的扩展运动而向外传播。“围绕着斯塔布斯的著作，一项周全的教学与考试计划在牛津、剑桥乃至新大学得到组织和教学”。(49)譬如在剑桥，《特许状选集》多年以来都是史学课程的基石；(50)曼彻斯特大学等英格兰新兴地方性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以斯斯塔布斯著作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甚至在苏格兰，英国早期宪政史还被普洛瑟罗等人引入到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总而言之，以代议制度发展为主线，以宪政自由的进步为核心的牛津历史课程模式不同程度地推广到了英帝国的影响所及之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牛津、整个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学生接受着主要由牛津所设计的历史课程。(51)而且直至二战，绝大多数英国地方性大学仍然忠诚于牛津传统。尽管欧洲史和殖民史等相继崛起，以斯塔布斯为中心的英国宪政史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52)本特利甚至指出，在英国或美国，195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才能在学校中避开宪政史。(53)某种意义上，尽管斯塔布斯的诸多学术论点早已被抛弃，但围绕其宪政史体系建立的课程在众多大学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代。 其二，除了其影响所波及的范围至为广泛，斯塔布斯及其宪政史体系在英国各高校所渗透的深度同样惊人。他的著作不仅成为各大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基本读物而被其学生所参考，更是那些有志于史学研究的学生研读和追捧的入门学术训练的必备之物。英国历史协会1929年和1958年所编的英国宪政史阅读书目仍将《英格兰宪政史》和《特许状选集》列为学生参考的经典之作，尽管承认它存在诸多缺陷。(54)1901年剑桥教授泰纳从教师角度观察斯塔布斯及宪政史在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中的影响后所得出的结论，更为清晰地展现了斯塔布斯在英国大学历史课程及学术训练中的崇高地位： 从教师的角度看，近年来英国宪政史已变得更有趣并具有了更高的教育价值，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如果从本科生的立场……这一主题的早期部分可见于神圣的《英格兰宪政史》三卷本中。虔诚的门徒走进它们所抱有的心情几乎与年轻的婆罗门接近《吠陀经》一样。阅读斯塔布斯的第一卷对于拯救是必备的；阅读第二卷将会极大地使人渴望被拯救；第三卷则是为那些通过不寻常地苦行来积攒德行的有志学生所准备。它们包含了整个领域。讲师们讲授斯塔布斯；评论者们阐释他；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人(crammer)则“生吞活剥”了他。在这些书页中，能找到每一项争论的最终判决，在这样的信念下，学生们平静地前行。(55) 其三，斯塔布斯通过牛津训练的下一代历史学家将其学术精髓和风格传递到英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各历史学科的发展方向乃至英国现代史学的整体风格。据统计，自1901年起，牛津的历史学毕业生开始超过古典学；1900-1909年，历史学学生占据本科生总数的23.4％。从1873年至1929年，牛津共有7852名历史学毕业生，其中有543名获得一等学位。这部分学生绝大部分成为英国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其中更不乏斯塔布斯所培养的未来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当中的杰出者是牛津史学开枝散叶的使者，成为英国诸多高校历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例如，其学生陶特(T.T.Tout)和塔特(James Tait)一手奠定了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的基础，开创了英国行政史研究的曼彻斯特学派；阿什利(W.J.Ashley)则在伯明翰历史系首创商业学位教育；缪尔(Ramsay Muir)前往利物浦大学组建了历史学院，并于1903年为其赢得特许状；波拉德(A.F.Pollard)开创伦敦历史研究所，成为英语世界历史学研究生开展研究的中心。(56)著名中世纪史家朗德(John Horace Round)在牛津就学期间，经常参加斯塔布斯的讲座，奉他为导师。他颇受斯塔布斯历史发展“因果链条论”的影响，其《杰弗里·曼德维尔》(Geoffrey de Mandeville)一书的主要目标即“详细阐明牛津主教提及的这些原则的运作”。(57)此外，牛津首位古文书学讲师兼《英国历史评论》编辑普尔(R.L.Poole)、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查尔斯·弗思(Charles Firth)、奇切里现代史教授奥曼等著名历史学家都曾受教于斯塔布斯。由上可知，他所培养的英国第二代专业史学家占据了英国史学扩张时期诸多学术机构的要津，从而为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和现代史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除此之外，斯塔布斯还深深影响了英国史学界的第三代学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波维克(F.M.Powicke)，他先后师从于陶特和史密斯，并于1928-1947年担任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其著作对宪政发展和历史中道德价值的关注，部分反映了他的智识缘起于斯塔布斯。(58)除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导性影响，牛津历史学毕业生还一度主导着历史联合会、公共档案馆及《英国历史评论》等学术机构。这些机构与各大学的历史学科一起构成了英国历史学的学术共同体，是其现代史学建立的制度性基础。 斯塔布斯是19世纪英国从浪漫主义叙事史学迈向现代专业史学的主要奠基人物之一，也是英国史学得以重新与德法等国史学并肩而立的主要功臣之一。在18世纪启蒙时代，英国的理性主义史学尚可与法国、德国三足鼎立；然而当19世纪初德国的尼布尔、兰克等人在史料编纂、史学方法总结方面开创全新气象，将现代专业史学牢牢扎根于大学使之成为独立学科，从而使德国史学引领世界史学潮流的时候，英国史学仍踌躇不前，为不依托于任何学术机构的业余历史学家所主导。从政府到大学乃至历史学家个人，英国史学革新的气息孱弱，马考莱拒绝剑桥钦定现代史教授职位一事给出了绝好的说明。但19世纪中期的牛津、剑桥大学改革为历史学的专业化发展打开了制度空间，加之对德国研究模式的学习及公共档案馆在文献编纂上的卓越贡献，英国史学逐渐迎头赶上。斯塔布斯作为牛津钦定教授恰好结合了这三股潮流，从而成就了他在英国现代史学建立中的奠基性地位，而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似乎已找不到同等地位的历史学家。就研究领域和对史料编纂的贡献而言，斯塔布斯很像兰克的学生魏茨，而就对本国现代史学的整体贡献而言，他更像兰克本人。他极为欣赏兰克所代表的德国史学，并屡次前往德国大学交游学习，其学术得到德国史学界的肯定。1879年斯塔布斯被授予哥廷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97年荣获德皇亲自颁发的普鲁士外国骑士勋章，(59)都有力地说明了他所代表的英国史学已足以与欧洲大陆同行较长论短。他也实现了帮助英格兰建立一所历史学院，并使之加入欧洲史学共同体的夙愿。 就英国史学内部而言，斯塔布斯是从马考莱式浪漫叙事史学向梅特兰式严谨专业史学迈进的标志性人物。但同样拥有钦定现代史教授的剑桥，却未能诞生斯塔布斯式的人物。1869年就任该职位的西利(John Seeley)系政治学出身，梅特兰由于英年早逝难以产生同等的影响力。而斯塔布斯可谓英国历史学科乃至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从文献编纂到构建史学方法论和史学体系，进而通过权威史著塑造牛津历史课程体系，均是对英国史学的极大助推乃至奠基之功。斯塔布斯在编纂“卷宗系列”文献的过程中，自我锤炼成专业历史学家；在担任牛津钦定历史教授期间，则凭借其权威历史著述推动牛津历史课程建设，垂范并培养下一代史家，帮助牛津历史学科成为英国现代史学的摇篮。(60)1876年，曾任首相的格拉斯顿盛赞牛津历史学院已成为英国史学的中心，而其中最大的功劳归属于斯塔布斯。(61)不仅如此，他所构建的英国中世纪史体系主导着英国各大学历史课程的框架和内容，其影响延续至二战之后。就此而言，斯塔布斯堪称英国现代史学的“泰山北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