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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存世考(2)

http://www.newdu.com 2020-08-06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杨永康 参加讨论

    三、《辽宁稿本》为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
    《辽宁稿本》的祖本既然不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其成书时间又早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官修史书呢?众所周知,有明一代《明太祖实录》经过三次纂修,建文朝初修,永乐初重修,永乐中三修。《辽宁稿本》可能是永乐初重修的《明太祖实录》吗?笔者认为,《辽宁稿本》不可能是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它跟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辽宁稿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完全一致,《江苏本》、《红格本》的祖本即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总计183卷165册,永乐三修总计257卷、205册,从卷数上来看,三修本比重修本内容至少扩充了三分之一,从册数上来看,三修本比重修本扩充了近四分之一,永乐三修比重修内容丰富了许多。按照常理推测,三修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应该较重修为多,各条内容也更为详细,《辽宁稿本》记事跨度长达六个月,却与三修实录一一对应,不见丝毫缺略差异,显然跟三修实录关系更为紧密,成书时间较重修本为晚。由此亦可推断,《辽宁稿本》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初修本的卷、册史无所载,但就《明太祖实录》三次纂修的情况来看,初修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一定与重修本、三修本有所不同。换而言之,初修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不可能与三修本一一对应,因而《辽宁稿本》不可能是初修本。
    其二,从“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这条史料来看,《辽宁稿本》与三修本更为一致。以下分别是《奉天靖难记》、《辽宁稿本》、三修《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一事的记载:
    《奉天靖难记》: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讬矣。”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已长,可立以继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命于天尔。”⑩
    《辽宁稿本》:帝坐东便门,诏内大臣晓谕曰:“朕年老,太子不幸,遂如此者,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聪明、仁厚、勇武,与朕相同。朕欲立太子如何?”翰林学士刘山伍奏曰:“君言是也。惟秦、晋二王如何?”帝不答,大哭而止。(11)
    《明太祖实录》: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於何地?”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12)
    根据王崇武先生的考证,《奉天靖难记》成书时间早于三修《明太祖实录》,笔者曾进一步考证其成书于永乐三年左右,(13)距离重修《明太祖实录》成书的永乐元年很近,以上《奉天靖难记》的记载应该来源于重修《明太祖实录》,《奉天靖难记》成书时间较早,采取“革除”立场,极端丑化朱标、朱允炆,其立场应该与重修《明太祖实录》很接近。比较以上三条材料,可知《辽宁稿本》与重修《明太祖实录》的差别较大,《辽宁稿本》省略了对朱标、朱允炆的贬损之辞,如“太祖愈属意于上”、“诸孙少不更事”,朱元璋夜祷于天的情节也被省略,朱元璋的态度则由“默然”被修改为“大哭”。从整体上来看,《辽宁稿本》对“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的历史书写采取了更为缓和、婉转的立场,也更具欺骗性,距离重修本尖锐对立的立场较远,与三修本则基本完全一致,充分说明了《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文本关系密切。
    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之间关系呢?两者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完全相同,仅语言风格略有差异,后者对前者的承袭很明显。如果我们了解《明实录》的纂修过程,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根据一些材料的记载,《明实录》成书之前先有底草,成书之后会将底草按照章程予以销毁。吴晗先生曾比较系统地搜集了“焚草”的相关材料: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实录纂修完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其底稿则于择日进呈前,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
    郑晓《今言》卷三四三:“实录成,焚其草禁中。”又卷一零三:“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
    《万历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条:“其实录草稿,会同司礼监官,于内府烧毁。”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一“今上史学”条:“实录成时,史臣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玉河桥东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修实录成,于此焚草。”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有坊二,一曰金鳌,一曰玉蝀,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实录成,焚草于此。”又卷一三:“凡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又卷三二:“史成焚草,中贵传旨,犹传大学士为翰林学士。”(14)
    此外,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亦云:“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15)
    笔者认为《辽宁稿本》的祖本应该就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底草(或称底稿、草稿)。《明太祖实录》主要取材于洪武朝的《起居注》《钦录簿》《奏事簿》《大明日历》,但是在这些前期官修史书、官方档案与《明太祖实录》正、副定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底草”阶段。之所以称之“草”或“稿”,顾名思义虽然是定本形成的依据或基础,但毕竟不同于定本,一定会与定本略有差异。将《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辽宁稿本》符合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的所有特性。首先,从记事条目及内容上来看,基本相同,二者关系密切。其次,前者文字质朴、浅显易懂,保留了《钦录簿》口语化风格,以及《起居注》的行文格式,(16)后者则更为正式、更为书面化,二者文本略有差异,但前后承接关系明显,显然,《辽宁稿本》的文本处于《起居注》《钦录簿》与三修《明太祖实录》之间,是它们之间的过渡环节。最后,从一些细节上来看,《辽宁稿本》草稿属性意味浓厚。从卷帙形式上来看,《辽宁稿本》不分卷,史料长编的性质较明显,而相对应《明太祖实录》分为四卷,215卷(正月)、216卷(二月)、217卷(三、四、五月)、218卷(六月)。(17)从称谓上看,《辽宁稿本》称朱元璋为“帝”,《明太祖实录》称“上”,应该是保留了《起居注》《大明日历》等洪武官修史书原来的称谓。(18)《辽宁稿本》称朱元璋为“帝”,若称朱棣为“今帝”,没有先例,若称“今上”,则称谓不统一,索性不如遵循洪武官书惯例,称其爵位姓名。总之,“底草”本来就不是正式的官修史书,它只是《实录》的过渡产品,留有一些旧有史料痕迹,不避讳朱棣的名字也属惯例。
    按照《明实录》纂修仪制,实录底草最终是要被焚烧掉,那么《辽宁稿本》何以流传后世?不外乎有两种可能:其一,参加焚草的史官或宦官找机会保存了一部分,即焚草之余。其二,焚草之前参加实录纂修的史官私自抄录了一部分。不管哪一种可能,实录底草大规模泄漏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综上所述,《辽宁稿本》是现存唯一的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它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什么是实录底草,对学界重新认识《明实录》的纂修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注释:
    ①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初考》,《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80—82页。
    ②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3—16页。
    ③刘玉岐、潘国华二位先生的文章对《辽宁稿本》的文本特点也进行过总结,参见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初考》,第80—82页。
    ④丁亮、张会会:《从〈明太祖实录〉稿本谈明初立储问题》,《历史档案》2018年第2期,第76—84页。
    ⑤丁亮、张会会:《从〈明太祖实录〉稿本谈明初立储问题》,第76—84页。
    ⑥谈迁:《国榷》卷一一,惠宗建文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05页。
    ⑦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76页。
    ⑧参见杨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139—152页。
    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页。
    ⑩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11页。
    (11)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第3—16页。
    (12)《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
    (13)参见杨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第139—152页。
    (14)以上诸条均转引自吴晗:《记〈明实录〉》,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320页。吴晗先生并未对这些资料进一步展开论述。
    (15)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丁亮、张会会利用《万历起居注》《明太祖钦录》,与《辽宁稿本》的书写格式和语言风格进行对比,认为《辽宁稿本》还保留着起居注的书写格式和钦录簿的语言风格,笔者认同这一判断,但不认同他们将《辽宁稿本》定性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
    (17)需要指出的是,《辽宁稿本》首尾正月、六月记事并不完整。
    (18)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称朱元璋为“帝”,此本《皇明宝训》直接取材于洪武时期的“记注”,据此推测,当时的《起居注》《时政记》,包括与《皇明宝训》同时成书的《大明日历》,亦称朱元璋为“帝”。参见杨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86—9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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