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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后脱贫时代，如何建立起新型贫困治理结构、体系和机制，是当下学界和政界普遍聚焦和探索的问题。贫困者经历的贫困程度越深、时间越长，贫困状态的惯性就越强。随着他们失去“贫困户”身份，大部分国家或社会在场的扶持或干预力量会相继撤出，许多脱贫人口又开始退回到原先难以持续自我发展的贫困状态，从而引致贫困的再生产。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应坚持人本发展理念，通过不断满足人、依靠人、引导人、装备人和安置人等路径，助益脱贫人口在发展过程中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要素协调共生。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脱贫人口和减贫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人本发展；发展人类学 【作者简介】高卉，新疆石河子人，博士，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兵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16ZDA151）；国家民委委托项目“新疆民族关系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2017－GME－021）。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我们正处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后脱贫时代。西部地区是我国典型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其贫困历史久远，根深蒂固，高度集中，社会封闭且发育相对迟缓。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的大力推进以及各方力量协作扶贫格局的形成，这些地区的脱贫攻坚进度和脱贫短板补齐速度均大幅提升，许多深度贫困户、深度贫困村短短几年便成功退出贫困行列。但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农村社会也正经历着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和工业经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元结构等的转型。那么，刚从深度贫困“突围”出来的脱贫人口在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华丽转身”，进而迈向现代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呢？这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亦是本文试图探讨回答的问题。 从既往研究来看，有关“人”的发展的话题早已受到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就对“个人”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capabilities）……发展可以被认为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此外，马克思也提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学者面对这些理论本土化的同时，也已尝试结合国内区域脱贫攻坚发展的实际，对贫困“人”的发展进行重新思考，认为“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而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有学者认为应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等。这些都为我们探讨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发视角。而从实践层面来看，上至党中央，下至基层扶贫单位，对脱贫人口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都格外重视，也在苦苦思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一重要论述已为我们基层的脱贫攻坚提供了实践的指导性方案。此外，为建立阻断返贫机制，国家已制定“脱贫不脱政策”等一系列保障政策，保障脱贫人口即使失去“贫困户”身份，依旧可以享受到国家部分扶贫政策等。中观来看，当下西部地区业已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公益扶贫和社会扶贫等相互补充的大扶贫格局，许多脱贫人口依旧能够享受到来自社会扶贫力量的扶持。而在基层微观精准扶贫的实际操作上，为了促进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之前大力推进的教育扶贫、扶志、扶智等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贫困者行为能力和自主观念的改善。这些无不助益脱贫人口和减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总的来看，西部地区贫困村的贫困问题具有其特殊性，我们不能一以贯之地复制其他地方的发展经验，还需要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并且进行再本土化的探索。本文基于西部农村社会发展及其所面临现实困境和发生机制的梳理，运用发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这些发展困境置于“人本发展”理论视角下进行思考，试图探索在后脱贫时代西部地区深度贫困农村扶持脱贫人口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本文在解决贫困人口返贫问题、助推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以及探索2020年后的扶贫策略方面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贫困治理进路：发展的脆弱性与贫困再生产 在西部地区深度贫困的农村社会，随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大量“物的给予”和“能力提升”等“父爱式”的扶贫供给，大量绝对贫困者的户年人均收入纷纷跃过政府划定的“贫困线”，逐渐退出贫困行列。但实际上，退出贫困行列并非意味着退出贫困。据笔者调查，在这些暂时脱离贫困的人口中尚存在大量的返贫不确定因素，脱贫人口人力资本发育缓慢、社会排斥隐形传递、理性偏废等，都使他们之前的贫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得以继续隐形传递和发展，面临着贫困再生产的风险，使贫困者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脆弱性。 （一）“悬崖效应”引致贫困再生产 悬崖效应，是指事物在变化的临界点（线）阶段或范围所发生的变化特征和结果[5]。这种现象具体到我国贫困人口发展的领域，则表现为前期在外部高福利政策和多种扶贫资源供给的基础上，贫困者的生活水平突增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一旦他们失去这种“外部补给”后，生活水平则急剧下降，导致发展轨迹呈现“坠崖”式现象（见图1“CD”段）。“坠崖”式的发展轨迹在当地贫困治理进程中经常产生一系列并发的“意外后果”以及负效应，隐性驱动着贫困的再生产。 比较直观的就是能力贫困的再生产。在脱贫攻坚期，为加快补齐贫困者发展的短板和阻断返贫，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长效脱贫的机制。这种机制很好地解决了贫困者“匮乏”的问题，但却未能缩小其与非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现实中，这种差距却制造了当地脱贫人口贫困能力的再生产。一般而言，参与现代工业生产技能的缺乏或水平有限，会导致能力和收入机会的继续被剥夺。例如，一个被提升了种植能力的脱贫人口，在理想状态下，他坚持着脱贫前政府规划好的蔬菜种植生产实践，在图1“C”点以前，因为有政府亲力亲为的扶持，他们的种植能力表现和回馈的实现路径相当顺利，这种顺利不断正向激励着他们继续发展种植，而且不断自主提高种植的能力以获得更多的回馈，直到冲破临界点“C”，进而可持续发展成为与其他非贫困人口相竞争的能力。但是在“C”点以后，也即脱贫后，政府相应的扶植力量减弱，脱贫人口被迫自谋营生，自寻出路。面对那些规模化、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的种植产品，他们种植出来的产品量小质低，因此，他们种植能力的表现和回馈的实现路径就变得相当艰难甚至被中断。在理性计算后，他们不得不开始放弃这种生计能力，转而投向其他或退回原有的生计领域。实际上无论如何选择，对他们而言，都意味着之前政府精准扶贫人力资源的供给，实质上并未真正转化成他们谋生的可再生资源，他们依旧是能力的贫困者，因此导致能力贫困的再生产。 悬崖效应还带来一种更为隐形的贫困再生产，即观念性的贫困再生产。如在图1“C”点以前，即贫困者们享受高福利、政府大力脱贫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外部福利资源的供给，双重福利叠加，使得贫困者轻松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脱贫后，这些福利也相应地从他们的生活中撤出。尽管部分“脱贫却不脱政策”的做法继续有所保障，但是与拿各种专项扶贫救助的日子相比，贫困者脱贫后的生活水平依旧大不如从前。随着福利的“余温”散去，他们不得不自主艰难地维持生活。此外，他们看到那些与自己曾经有着相似经历的绝对贫困人口依旧享受着高福利待遇，而靠自己的发展如今却举步维艰，生活水平反而不如贫困阶段时的水平，于是渐渐滋生了一些消极的发展观念，有些人开始放弃自主发展而依赖福利，甚至等、靠、要，自主发展的意志脆弱，由此引致观念性的贫困再生产。 （二）“社会排斥效应”引致贫困再生产 社会排斥效应，是指在经济社会中，贫困者们长期贫困，使得他们不断被社会边缘化，进而导致网络成员资源关系中断、社会关系圈层固化；这种脆弱的社会关系又进一步造成他们获取社会资源或者发展资源的能力不足，陷入社会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继续囿于贫困的效应。随着“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向“城乡一元结构”转变，农村人口开始走出村庄，在某种程度上，“乡下人”受生存伦理或互惠原则的影响，他们对道义伦理、规避风险的考虑远远胜于营利动机，也即农民从事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自足的生计需求，而市民更多的是追求利润和营利。于是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城里人”与“乡下人”接触和互动后就带来了彼此群体边界的强化，造成市民与农民之间社会身份的区隔。对于当地脱贫人口而言，社会身份的区隔意味着当前城市社会结构对他们来说是僵硬的、社会的圈层是固化的，城市居民为了满足自身本体性安全或同一性的需要，他们可能会通过区隔—分化的方式排斥外来的农村人口。 可以说，脱离物质贫困并非意味着摆脱社会关系的贫困，也即遭到社会排斥。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阶层分化的考量因素是多维的，即市场机会和收入的分化会制造出不同群体经济地位的分化；权力的分化会形塑政治地位的分化；职业和社会声望的分化会出现社会地位的分化。因此，当地许多脱贫人口经济排斥减轻后，依旧面临着各种社会排斥。社会排斥的存在，让很多脱贫人口不能在完全意义上参与社会的交往和交换，也不能获得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再生资源，从而扩大了相对贫困的周期。社会排斥让脱贫人口在心理上不断遭到打击，导致其信心不断被磨灭，由此无助感和自我贬低开始内化，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们因失去信心而消极怠惰，进而产生精神性的贫困再生产。 另外，“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丰富的社会资本往往有利于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资源，社会关系则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社会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脱贫人口持续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在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中，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比自己社会地位、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更高的社会成员作为交往对象，并将其主动纳入社会关系网络的范围。脱贫后的贫困者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社交行为：一方面，由于仍处于相对贫困阶段，社会排斥依然存在，他们实际上无法突破固化的圈层和社会结构，被纳入比自身质量更高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得益于自己收入水平的提升，相对于那些绝对贫困者，已经是“上流”人士，允许把与自己“质量”同等的人纳入关系网，但却不再允许继续把依旧处于绝对贫困的那些群体纳入自己的关系网。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未摆脱“贫困”的状态。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以地缘交往活动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已难以再支撑他们继续发展，于是他们开始陷入“救赎无门”的境地。加上交往的同质化，也难以让他们产生自我反思和批判思考的参照对象，因此导致自主发展的能动性减弱，进而诱发结构性贫困的再生产。 在现实中还存在这样一种贫困再生产的潜在风险，即在当地以地缘建立起的共同体内，邻里间保持着人人相熟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原本保持着相对稳定。但是，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双重推进，市场经济和收入差异把地缘共同体内的农民制造成绝对贫困人口群体和相对贫困人口群体，也即当地农民群体内部开始分化。由于目前群体分化差异暂不明显，加之分化后两个层级之间长期保持着相似的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等，因此，这种分化的排斥效应并不凸显，但并不意味着随着城乡一体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这种分化不会引致内部冲突和矛盾。以往大家都贫穷的时候喜欢抱团取暖，但如今你富我穷，地缘共同体内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穷人”难免因为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而疏离“富人”，而“富人”因为处于上层优势，也难免侵占“穷人”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导致结构性贫困的再生产。 （二）“小农理性偏废”引致贫困再生产 乡土社会农民群体的社会行动是受制于“生存伦理”还是“理性计算”？形式小农学派认为，农民的社会行动本质是理性的，“小农是谋求个人或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农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在于追逐利益最大化而非捍卫共同体的生存权与互惠准则。为满足个人利益，小农会不惜牺牲村社和集体福利”。实体小农学派则认为，“在以农业种植为基础的农业民族中，农民的经济行为是更广泛的社会行为的一种类型，受到生存理性、社群伦理、互惠原则与文化习俗的规定，农民对生存安全、规避风险、道义伦理的考虑远远胜于营利动机”。具体到中国的乡土社会，迥异的具体社会场景、社会经济实践场域和社会发展阶段，小农的社会行为也不尽相同，并非单一纯粹服从“生存伦理”或“理性计算”，而是在二者博弈间复杂多变，因此，我们需要在多变和偏废中进行调和。 在西部地区的农村现实社会中，脱贫人口在“生存伦理”和“理性计算”中表现出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任一理性的偏废，在中国这样的情理社会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存在贫困再生产的潜在风险。一般而言，中国人的互惠往往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作为互惠方，我们总是希望被互惠方得到某种利益上的满足；而被互惠方总是期待以自己的某种行为或者馈赠作为回报，尽管不对等，但心里却能寻求到平衡。这种现象具体到西部地区农村的乡土社会，作为负性互惠常存的家族领域，家庭自足和生计需求的基本安全往往是脱贫家庭主人从事生产考虑的首要因素，他们有时宁愿从事风险较高而经济效益较低的棉花种植，也不愿意尝试种植风险较低而经济效益较高的西瓜种植；或者宁愿清贫留守在家呵护家人，也不愿意追求更好的经济收益。在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里，“生存安全”第一，“发展收益”次之。于是类似这样的非理性行动，往往使他们的自主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野心不大，相对贫困差距就越拉越大，最终依旧难免返贫。 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脱贫人口，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不断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批判性的理性思考。随着当下的农业生产难以满足他们家庭发展的物质需求，本着“谋求个人或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他们开始对自身劳动能力进行分割，尝试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提升能力的层次尚浅，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回馈的利益却很小。此外，刚从地缘共同体转向职业共同体的他们，还经常遭遇着种种发展障碍，比如技术裁员或歧视等。这些境况无形之中驱使他们开始理性地进行生计方式的重新选择。一般而言，中和理性的“经济人”发现，当前行为不能实现自己所需的“价值”时，他们会通过进一步自主提升自身能力或通过社会关系网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以寻求更大的“价值”。而那些刚从西部较封闭农村社会走出的脱贫人口，“理性”确实也开始驱使他们重新进行生计方式的选择，但他们不是选择继续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而是选择退守小农经济领域。因为，一方面，家里的小农经济可为他们的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安全需求。因此，他们对工业生产的追求和期待就变得相对较低，努力自主程度也自然会降低，“能挣就挣，挣多少算多少”的心态成了大部分当地农村脱贫人口的乐观表达。另一方面，“自我开发的程度极大地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于家庭消费需求的压力有多大”，相比那些理性的“经济人”，从农村出来的脱贫人口，其家庭消费需求压力较小，加上他们对乡土和亲人的依恋，因此，他们完全能够说服自己理性放弃当下的生计方式，转而退守经济效益较低的农业经济生产领域，由此进入生活水平提升的“洼地”，引发物质性的贫困再生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