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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存在一个转变过程。1933年，他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确实批评了唯物史观，但他批评的主要是那种认为人类历史具有普遍规律的观念，而对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研究视角、路径却并不反对。此后，张荫麟不仅将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诸说用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还以“阶级斗争”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特点。和民国时期对唯物史观有所认同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多取“经济基础”说相比，张荫麟对“阶级斗争”说的认同，表明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程度相对更高。 关键词：张荫麟;唯物史观;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李政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何看待唯物史观问题，关注日多。在这一史家群体中，张荫麟常被视为才情较高者，其史学成果以考据居多，但又长于理论建构;自1923年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反驳梁启超以来，他就一直被“天才”“通才”“第一流史家”等光环笼罩。因此，讨论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的认知问题，张荫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史家。学界关于张荫麟的研究虽然不少，但专门探讨他对唯物史观认知问题的成果却并不是很多，而其中观点又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作为张荫麟的生前好友，谢幼伟曾在《张荫麟先生言行录》《张荫麟先生之哲学》《张荫麟》等多篇追忆文字中否认张荫麟和唯物史观之间存在关联，其主要依据是1933年张荫麟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曾对唯物史观提出批评。而作为张荫麟的学生，李埏在《张荫麟先生传略》中则明确指出:在张荫麟生命后期，其“历史哲学”课上所讲内容已与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的观点“颇不相同，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评价”(P175)。谢、李观点如此不同，而究竟真相如何，有必要予以辨析澄明。因此，本文拟就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问题略述浅见。 一、张荫麟早期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及其特点 张荫麟治史长于理论建构，但其早期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层面，即历史认识中的史料限制性问题，并未涉及唯物史观。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著述，无论是批驳梁启超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1923)及批驳顾颉刚的《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1925)，还是《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1928)等，皆是如此，兹不多论。 张荫麟的理论探讨转到历史本体，集中体现于留学归国之年(1933)所撰写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该文将“传统历史哲学”分为“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和“文化变迁之因果律”五种，意在“一一考验之，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于是构成一比较完满之历史观”。这就涉及到了唯物史观。同时，该文在前述谢幼伟、李埏对张荫麟与唯物史观关联的论述中，也是一份重要材料，因而，有必要予以分析。 大致而言，《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所举五种历史哲学，前四种属于历史发展或演变形式，第五种则属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唯物史观并不属于其中单独一种，而主要是被置于第三种“辩证法史观”和第五种“文化变迁之因果律”中讨论。诚如谢幼伟等所言，该文确实对唯物史观提出了批评。不过，其批评方式与动机，却值得进一步讨论。 就批评方式而言，张荫麟主要是用具体史实反驳抽象理论，但他所举史实的说服力并不是很强。在“辩证法史观”部分，张荫麟先概括相关理论道:自原始之共产社会崩溃后，在每一形成之经济组织中，包涵对峙之两阶级;经济组织之发展愈臻于全盛，或益以新生产方法之发明，则阶级之冲突愈剧烈。压迫阶级要求现状之维持，是为一“正”，被压迫之阶级要求新秩序之建立，是为一“反”。此两阶级对抗之结果为社会革命，而最后乃产生一新经济组织，将对抗之两势消纳，于是阶级之斗争暂时止息，是为一“合”。经济组织改变，则政治、法律，甚至哲学、艺术亦随之改变。这表明，张荫麟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阶级斗争等唯物史观相关论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对于这种历史哲学或历史发展理论他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说: 以吾人观之，皆与史实剌谬，试以我国史为例。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此乃社会组织上一大变迁。然此......非由于两阶级之争斗，亦非由于新生产工具之发明。事实所示，不过如是:在纪元前六、七世纪间......不断之“国”际战争......因小国被灭，夷为郡县，其所包涵之贵族亦随其丧失原有地位，是为贵族阶级消灭之一因。君主与贵族争政权，而务裁抑窜逐之，是又贵族阶级消灭之一因。贵族阶级自相兼并残杀，是又其消灭之一因。凡此皆与阶级斗争、生产工具之新发明，或理想之追求无与。即此一例，已摧破......马克思之一切幻想。 这里，张荫麟是试图通过证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与生产力发展、阶级斗争等因素无关，来反驳唯物史观所揭示规律的普遍性。不过，这个例证其实只能说明张荫麟的解释视角与生产力、阶级斗争等因素无关，并不能证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与生产力、阶级斗争等因素无关。比如，文中所列“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的三方面原因，无论对错，都只是张荫麟的一家之言，这与唯物史观能否给出自己的解释及其合理与否，并没有关系;同时，这三方面原因，主要属于具体史实的归纳，这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动因，也没有关系。所以，张荫麟虽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唯物史观，但他并没有证明唯物史观无法解释“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更没有指出唯物史观的解释存在何种不足或错误，他只是回避了用唯物史观去解释“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对此，正如论者所指出，“皆显得草率而迹近武断”。如果依循张荫麟的论证思路，那他提供的三方面原因，可以用于反驳任何一种历史哲学或历史发展理论，说它们各自强调的因素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无关，但这种反驳对于任何一种历史哲学或理论，都不会产生太大效力。 在“文化变迁之因果律”“目的史观”和“演化史观”等部分，张荫麟对唯物史观也有所批评，而批评方式也是以具体史实反驳唯物史观所揭示规律的普遍性，与上述案例基本相同，兹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就张荫麟的批评方式、论证思路而言，与其具体观点对错以及唯物史观所揭示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等问题无关。就其动机而言，无论相关批评合理与否，张荫麟都不是专门针对唯物史观，他当时所反对的，是所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的观念。这一点，正如贺麟所指出：张荫麟“这时期的哲学思想大约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不承认有先天的理则。他大概认为所谓‘理’，所谓‘共相’都不过是些随经验事物而有的名词，并非普遍必然的客观真实”。而通观《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也可发现，张荫麟对其所概括的五种历史哲学，都提出了批评。即便是最受他青睐，认为用以考察人类史“每可得惊人之发现”的“循环史观”，他也指出，若“谓一切人类史上之事变皆取循环之形式”，则“显难成立”。对此，正如论者所说，“张荫麟的所谓历史哲学是反历史哲学的”。 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张荫麟对待历史哲学的观点是：任何一种历史哲学都无法统驭一切人类历史，同时，任何一种历史哲学应用于历史研究，又都有其可取之处。正如《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唯一一段具有正面结论性质的话所示：“进步、循环性、辩证法，皆可为人类史之部分的考察之导引观念、试探工具，而皆不可为范纳一切史象之模型。此吾对于史变形式之结论。”同样的，对于唯物史观，张荫麟虽不认同其所揭示规律的普遍性，但也没有否认唯物史观在解释某一方面或某一类别历史问题时所具有的效力。如文中所说：“吾人并不否认生产工具……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文化其他各方面恒发生重大之影响。” 总之，1933年，张荫麟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确实批评了唯物史观，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反对所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的观念，至于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某些具体研究视角、路径，他并不反对。这种态度，有别于当时一些专门针对唯物史观为批评而批评的人。因此，谢幼伟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来统摄张荫麟一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张荫麟一生虽相对短暂，但并不能排除其思想在此后近十年中存在改变，特别是这十年正是唯物史观在民国史坛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因此，我们还应考察张荫麟此后的史学论著。 二、唯物史观在张荫麟历史 研究中的体现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发表以后，张荫麟的史学成就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宋史研究的开拓，一是《中国史纲》的撰修。在这两方面的论著中，都体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唯物史观色彩。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唯物史观在张荫麟宋史研究中的体现 唯物史观在张荫麟宋史研究中的体现，首先是他在剖析社会历史变迁时对“经济基础”的重视。例如，1936年张荫麟《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一文，就是通过分析南宋末年的土地兼并、纸币贬值及财政收支等经济状况，推导出南宋政府“不得不解体”的结论。他认为，在“无产农民没有组织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主要的政治力量”（这里所谓“资产阶级”，是指包括大部分士大夫在内的官僚地主阶级），而南宋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推行抑制土地兼并的“公田制”，造成了它与国内“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拥护”，结果，面对“强寇的压迫，南宋政府遂不得不解体”(P1588)。张荫麟对“资产阶级”等概念的运用，虽与通行说法不同，但和前述对“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的分析相比，他明显将南宋亡国的根源指向了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土地所有制正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 另外，张荫麟自述该文之所以要考察南宋末年土地分配状况，是因为当时学界已经提出土地分配状况与汉以后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存在密切关系，但相关研究却较为粗疏，因此，他要以南宋末年为例，具体考出“到底在某一个豪强兼并盛行的时代，有几分之几的土地，是集中于几分之几的人口”。这表明，张荫麟此文的问题意识受到了当时唯物史观话语下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影响。 随后，张荫麟又发表《南宋亡国史补》一文，提出：“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中财富集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和《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一文相比，此文的论述更为全面系统，但将南宋亡国归因于经济因素的视角，则是一般不二。 除宋史相关研究外，张荫麟分析魏蜀吴三国形势的发展演变，也是着眼于“经济基础”，如1937年他在《三国的混一》一文中所说：三国都奋力夺取人口，屯田积谷……三国胜负的分判，正在于此。三国土地户口，都是魏最多，吴次之，蜀最少；合吴、蜀所有，仅约与魏相等。屯田及水利，亦以魏为最早且最发达……蜀以益州一州之北抗地雄据黄河流域的曹魏，经济基础相差太多。 以上三例，都是着眼于以“经济基础”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最后一例更直接出现了“经济基础”概念。前文已述，在1933年对唯物史观有所批评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张荫麟就表示过，“并不否认生产工具……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文化其他各方面恒发生重大之影响”，而至此，他已经着手从经济视角寻找社会历史变迁的动因了。 除“经济基础”说外，在张荫麟的宋史研究中，还表现出对“阶级斗争”说的认同。和民国时期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这也是张荫麟对待唯物史观态度上较具特色的一面。1936年，张荫麟《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一文开篇即提出： 我们虽然不能跟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乃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假如把阶级解作自觉的阶级，把争斗解作现代劳资对抗式的争斗——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战国以降的中国社会史，乃是均富的势力和反均富的势力的争斗史……它是狂澜底下打不消的暗潮，它是巨熊掌下压不碎的不倒翁。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张荫麟提出“战国以降的中国社会史，乃是均富的势力和反均富的势力的争斗史”，是受了“阶级斗争”说的启发。对此，在同一时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中，张荫麟明确提出《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绝口不提“均贫富”思想是“阶级意识为祟”（详见下文），也可作为佐证。 第二，如果抛开引文中所加的限定条件，即“把阶级解作自觉的阶级，把争斗解作现代劳资对抗式的争斗”一句，则张荫麟对“阶级斗争”说是倾向于认同的。而事实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并没有“把阶级解作自觉的阶级，把争斗解作现代劳资对抗式的争斗”。“人类的历史乃是阶级争斗的历史”一句，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很相近，也是在这部文献中，“阶级斗争”理论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达。《共产党宣言》虽重点论述了张荫麟所说“现代劳资对抗式的争斗”，但在此之前，对于古代及中世纪的阶级斗争也有简要论述，如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且，马克思自述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时，第一条也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所以，张荫麟把“阶级”限定为“自觉的阶级”，把“斗争”限定为“现代劳资对抗式的斗争”，很可能是他自己的误解，并不符合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原意。而除去这两个限定条件，他在理论上对“阶级斗争”说也是倾向于认同的。 1937年，张荫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在传统“苛政”说基础上，进一步从当时蜀地的经济压迫与剥削状况，分析“乱事之起因”，认为统治者“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造成蜀地“繁荣既减，失业必增”，“贫民者之痛苦遂超越其忍耐之限度”，于是揭竿而起。我们若说这种分析是着眼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冲突，似不为过，而且，张荫麟在文中也确实提出：此事“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 更为明显的是，在《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中，张荫麟不仅将“阶级斗争”视角用于分析客观史实，还将之用于剖析相关史书的主观叙事。如该文开篇即提出：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波或作博、或作皤）、李顺之乱，其事与南宋初年鼎澧间钟相、杨幺之乱……《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书讫于北宋）于前一乱事亦然。谓非有阶级意识为祟焉，不可得也。幸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为湮没者，当复何限？ 在分析“乱事”的起因、性质后，张荫麟又提出：“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将“阶级斗争”视角用于考察中国古代“官”“私”史书差别，揭示“官书”基于统治阶级立场而隐没史实，张荫麟对“阶级斗争”说的认同，由此可见一斑。 （二）唯物史观在张荫麟《中国史纲》中的体现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留下的唯一专著，素被学界称誉，而在这部书中，同样体现出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中国史纲·自序》被学界视为一篇成功的通史撰修理论文字。其中，张荫麟提出了统贯史实的四个范畴，并且不主张用任何一个范畴去统贯全部史实，而这一主张也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对唯物史观的排斥。《自序》中所论统贯史实的四个范畴，当然不同于唯物史观，但其中某些具体的论说，与唯物史观具有较大相似性，也是事实。例如，关于“矛盾的发展”范畴的解释：“所谓矛盾的发展者，是一变化的历程，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组织体被内部的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潜纳于新的组织中。”这里所谓“矛盾的发展”，和前述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所诠释的“辩证法史观”相比，其核心观念并无根本不同。只不过，1933年张荫麟的态度是以批评为主，而此时更倾向于肯定。至于张荫麟反对用某一范畴去统贯全部史实，这和他是否反对将该范畴运用于历史研究，是两个问题，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借鉴与运用，在《中国史纲》的正文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兹择要举例如下。 第一，《中国史纲》在谋篇布局上，就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色彩。以其对“商代文化”的叙述为例，该部分首先叙述商人的农业、渔猎和畜牧业、青铜铸造等“物质文明”；然后，叙述商人的“社会组织”，如王位继承、社会阶层等；最 后，叙述“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这种从“物质文明”到“社会组织”再到“智力”的布局思路，和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论说，具有很明显的相似性。 第二，《中国史纲》对史事性质的分析，同样是着眼于“经济基础”。例如，书中分析春秋战国间战争性质的改变，标题就是“经济的进步与战争的变质”。正文也是先论述这一历史时期“工商业的发展”“货币的进步”“都市的扩大”“交通的进步”等经济现象，然后才从“兵力”“国防”“目的”“工具”“技术”等方面比较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战争的差异，论述其“质量上的大变”。这种安排，显然是试图从“经济的进步”中，揭示“战争的变质”。在此，我们虽不能断然说张荫麟完全接受了唯物史观，但他受到了唯物史观较大影响，则确定无疑。 第三，《中国史纲》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分析，还体现出了“阶级斗争”的视角。例如，书中论述周代的“封建社会”，专列“奴隶”和“庶民”两节，在论述周厉王以后的“民变”时说：“前六三四年，当晋、楚两强交争的时候，卫君因为得罪了晋国，想转而亲楚。但卫国离晋较近，亲楚便会时常招惹晋人的讨伐。在这种当儿，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因此，卫君的亲楚政策是和卫国人民的利益根本冲突的。他们听到了，便大闹起来，把卫君赶到外国去了。”和前述对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分析相同，这里也是从“阶级利益”视角分析“民变”原因。更具比较价值的是，在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张荫麟曾断然否定了“阶级斗争”和“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的关系，而《中国史纲》对整个周代“封建社会”结构的分析都贯穿着阶级分野的眼光。对此，正如论者指出，张荫麟是“用阶级制度分析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综上所述，在1933年对唯物史观提出批评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以后，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存在较大改变，他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等论说，都表现出了认同。在民国时期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对“经济基础”说表现出一定认同的并非少数，但对“阶级斗争”说表示认同的并不多见，而张荫麟对“阶级斗争”说的认同，是其较具特色的一面。 三、张荫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 自张荫麟在学界崭露头角以来，就对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朱希祖等时贤名流，多有直言不讳的批评。那么，对于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他有何评价？这也是考察他对唯物史观态度的重要参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标志。当时学界对该书褒贬不一，特别是该书作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早期作品，更成为论战各方批评的“箭垛”。但是，1932年，张荫麟发表《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却给郭著以极高评价。如他开篇就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古史辨》（第２册）并举，称之为“一九三〇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认为“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要准确理解“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的含义，还需回顾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状况。 首先，自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大刀阔斧地摧毁中国旧有古史体系后，重建上古历史一直是人们求之而不得的目标。1923年开始的殷墟发掘，也主要是提振了时人重建的信心。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今天看来虽不免粗疏，但就当时而言，确实勾勒出了古代社会历史演进的大致图景，特别是该书还利用了颇为时人所重的甲骨金文材料。这也是该书能够得到诸如沈尹默、顾颉刚、齐思和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称赞的重要原因。 其次，20世纪20年代，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中国形成一股潮流。但是，真正能够将社会科学理论融会贯通地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有分量的著作，却始终没有出现。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重要特色，正是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实际是恰逢其会将现代中国史学史上两股重要潮流结合在了一起。张荫麟“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的说法，较为准确的指出了该书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位置。 不仅如此，张荫麟在具体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例示”大道的优点时还说道： 第一，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的组织，无疑是历史中主要的部分之一，较之同时某特个的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第二，在古代记录中……惟传说中这些人物和故事的社会背景不能凭空捏造，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往往较为可靠。第三，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其盖然性决比反面为大。许多时代成问题的古史料，我们可据其中所表现的制度而排列其产生的次序。 这里，张荫麟所肯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情形”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价值更为重大，二是此类研究所得结论的可靠性也更高。而这种评价的潜在比较对象，似乎正是当时盛行的史料考订之风。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明确表示该书要作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因此，张荫麟对郭著研究路径的肯定，认为“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实际也就是对唯物史观历史学的肯定。此外，1932年这篇书评，也可为上述所论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对唯物史观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张荫麟反对人类历史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观念提供佐证。 得到张荫麟较高赞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还有冀朝鼎《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今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书。1936年，张荫麟在《评冀朝鼎〈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一文中说道： 留美学生以西文言中国事，对于中国学人，例无一读价值。此为厥中少数例外之一。冀先生为一马克思主义之服膺者，此从字里行间可见，挽近案据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史者，大抵议论多而实证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 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柢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实罕觏而可贵。 张荫麟称该书为“留美学生以西文言中国事……例无一读价值”中的“少数例外”，“实罕觏而可贵”，可见他对符合“马氏之真精神”的唯物史观史学著述是持肯定态度的。引文中“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一句，更可看出张荫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肯定。 除上述直接评论外，从这一时期张荫麟的学术取向和思想倾向，也可看出他对唯物史观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首先，就学术取向而言，当时，张荫麟曾加入由吴晗、汤象龙等人建立的“史学研究会”，而“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取向正如后来汤象龙所说，“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今天更有学者将这一群体视为“唯物史观派史学”，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张荫麟既然加入该研究会，自然也是“倾向唯物主义”的。 其次，就思想倾向而言，1937年，张荫麟曾致信傅斯年解释过自己的思想倾向问题。他说： 近闻仆之思想倾向，颇不理于南中士夫之口。仆于现状，素抱逾常之不满则诚有之，然亦止于闲居放言。若云鼓动学生，则告者过也。仆对于先生之感念，有非政见之异同所可掩者！ 张荫麟虽否认了“鼓动学生”，但批评“现状”、与傅斯年政治立场不同是可以肯定的。另外，贺麟曾指出：自北伐成功，张荫麟开始“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注意到平民实际生活的改善”。因此，当时张荫麟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某种认同，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张荫麟在其生命后期，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出了较大程度的认同，相比其早前的批评态度已有了明显改变。 余论 我们在讨论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问题时，常会有意无意地受到学术派别、政治立场的影响，进而影响相关判断的客观性。即以谢幼伟关于张荫麟对唯物史观态度的判断为例，第一，其《张荫麟先生言行录》一文，试图通过专门论述张荫麟“没有忽视唯心论的学说”，来证明他“丝毫没有唯物论的色彩”，但实际上，“没有忽视唯心论的学说”本身并不能推导出“丝毫没有唯物论的色彩”。 第二，其《张荫麟》一文，在叙述《中国史纲·自序》所提统贯史实的四个范畴时说：“张先生不主张仅运用一种范畴去统贯一切重要史实以成立某一史观，如众所熟知的经济史观的办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削趾适履’的办法，不是正确的办法。因而他对传统的历史哲学或传统的各种史观，均有所不满，有所批评。这就是他《传统历史哲学之总决（结）算》一文所为作。”把1941年《自序》的观点当作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的写作原因，显然颠倒了时序；再者，张荫麟反对用“经济史观”（即唯物史观）统贯一切重要史实，也推导不出他反对统贯史实时可以运用“经济史观”。 第三，其《张荫麟先生之哲学》一文，则用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对唯物史观“明显之驳斥”，证明张荫麟因“生命之限制”而未完成的《说心物》中“绝无物宗之倾向”。这同样是置1933年后张荫麟思想的变化于不顾。所以，这三篇文章所展现的，主要是谢幼伟极力否认张荫麟与唯物史观存在关联的意图，而非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真实态度。相比之下，李埏关于张荫麟在生命后期对唯物史观的评价已与1933年《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颇不相同”的判断，更为客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