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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野工作是认识乡村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研究品质的有效路径。面对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研究者多重身份的转换，既是破解乡村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生命变革的心灵修炼。25年的乡村问询之旅，突出的是田野工作与行动研究并轨的实践过程。这种对自身生命价值不断反观之后的领悟，不仅拓展了乡村研究的维度，也彰显了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田野工作；行动研究；促进变革；乡村建设；角色切换 作者简介：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100083）。 田野工作是认识乡村的重要方法，行动研究是提升为学品质的有效路径。二者的并轨既是研究者破解乡村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生命变革的心灵修炼。我的田野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当时我在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课程，为了让课堂有自己采录的村落故事，呈现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我尝试在辽北和辽西进行了一些调研活动。1998年之后的5年时间里，我的田野工作集中在两个主题：其一是都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居民的文化重组问题；其二是乡民社会的文化心理与农村妇女的自杀问题，这也是我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核心工作。2003年，我开始执教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此后的18年间先后有3个研究领域的田野工作，都不同程度地深化了我对乡土社会的理解。 2005年，社会学系师生开启了妙峰山追踪研究。在其后的8年间，我带领10届本科生围绕着庙会进香仪式，走访了北京城里城外的32档香会组织，记录了都市化背景下民间社会组织的传承机制和生存处境。2011至2013年，我们受学校之命进行中国乡村教育调查，两年间走访了7个省8个县，目睹了乡村学校正在经历的多个面相，也让我多年对乡村的经验直觉转换成了对于乡土社会的理性判断。2013年之后，源起于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受到农业农村部的高度重视，成立了GIAHS专家委员会并开始审批认定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我有幸参与到这项由中国政府规划的文化工程中来。正是这样的机缘，最近7年我得以行走于几十个村落之间，专注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如何在田野工作中落实行动研究的理念，也因此成为我专业定位和重新思量个人、群体与社会的核心命题。 一、问询来处：关注底层的生活直觉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沈阳市铁西区度过的，它是这座重工业城市的代表性地域，从北一路到南十四路构成了它整体的街区图景。沈阳铸造厂、机床厂、热电厂、重型机械厂、电工机械厂、纺织机械厂等等这些在共和国工业史上赫赫有名的工厂，就在我生活的近旁；保工、卫工、启工、肇工、轻工、重工这类街区的名号无不彰显着铁西区工业重镇的特质，那些作为工业化标志的高大的烟囱，几乎是我头脑中定格的城市意象。我童年的玩伴、少年时的发小和同学，都生活在这个区域里，对父母所在的工厂有着极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子承父业的“接班”事实，使“俺厂子”成为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因为工厂是每个家庭的衣食父母，企业的兴衰关乎每个人的命运。 “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位于铁西区西南部，东至卫工街，南至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路，面积0.60平方公里，有200多栋楼房，据说是新中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我的家乡记忆和对生活的体悟与这里息息相关，这里是我看中国社会开放变革的窗口，是我体会城市工人生活的无可替代的场域。这样的生活环境，让我从小就有一种意识———我是工人子弟。我知道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我理解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畅快，也熟悉他们耿直得有些粗暴的个性特征。我虽从骨子里排斥，但无可置疑的是，这样的环境养育了我，我的性情中早已打上了这个群体的烙印。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学做工》，他通过民族志的深度描写，以工业城镇里12个家庭的男孩为例，解释了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的深层原因。这本书我每每读来，都唏嘘不已，他好像描述的就是我周遭的生活。我的父母是工人，我的哥哥姐姐是工人，在他们的观念中，我能考大学而后成为老师，那真的是一种理想、一种奢望。 1991年我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又被分配到了铁西区的一所薄弱中学工作。言其薄弱，是因为它位于城区的边缘，生源质量差。我学生的父母大多是知青一代，他们返城后大多当工人或小商贩，生活的艰难，婚姻的纠纠葛葛，对教育孩子的无奈，在我的每一次家访中都会获得真切的认识。通过他们的讲述，我对知青这一辈人的生活、底层民众的境遇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中学两年短暂的停留之后，我考取了辽宁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而后又回到母校工作。这期间，工人的命运一波三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工人下岗、再就业，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1999年1月底的一幕令我难忘，更难以释怀。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博士，寒假回家途经机床厂的时候看到很多工人在工厂大门外徘徊，他们用无声的语言表达着心中的不满和忧虑。这一幕虽已过去20多年，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清晰得就如昨天。每一个工厂都连带着可能是一家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生计。因此，工厂破产或转制对于以厂为家的工人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2011年上映过一部由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电影《钢的琴》，描述了工业城市这一时期破败与萧条的景象，传递的是底层工人无奈与忧伤的情绪。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宛如回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岁月，想到了我在北一路到南十四路之间骑车狂奔的状态，想到了那些由大大小小烟囱汇聚而成的城市景象。不得不说，那些曾经机器轰鸣的声响与影片中呈现的落寞萧条的状态一并而至时，我的心情里好像只剩下了惆怅。正是因为这样的记忆，让我始终不敢回望家乡。故乡对我来说，每每念起时就会多几分伤痛。学过人类学之后，人们常常说可以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家乡，但我却从不敢想。这就是我对工业的记忆和对家乡城市底层难以言说的情感。那么，我的生命和乡村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我的祖籍是辽宁省法库县包家屯乡，那是埋葬我祖父和曾祖的地方。那里距离沈阳只有110多公里，但是在当年交通不便之时，老家非常遥远。更为遥远的是，它对我来说仅仅是作为符号的老家。我第一次跟家父回到大三家子村，已经是1994年夏天的事情了。那一次，我目睹了父亲口中常常提到的连绵的群山，那是他7岁时放羊走过的地方。而在我的眼里，家父口中的群山，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山丘。那个破败的村落，在爷爷1959年去世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但是对我的父亲来说，那里却是他时常想念的故乡。他15岁就到沈阳谋生，1987年退休后总是念叨回老家，惦记着在他百年之后跟他的爸爸、爷爷埋葬在一起。这样的情感直到我不惑之年后才更加理解。 我的祖上是农民，我的父母是工人，这种身份的叠加与转换，让间接的乡村总是不离我的左右。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一直是乡村亲戚来沈阳看病办事的“客栈”，甚至一些我父亲都没有印象的“屯亲”也会从天而降。若是办急事儿还好，如果是来看病，十天半月里我家拥挤的小两居还要腾出一间作为“观察室”。多年后，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母那一系列令我们不解的善举。他们收入微薄，省吃俭用，却不肯回绝任何一位来求助的人。在感慨他们生活不易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和老家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和老家之间作为符号式的联系是截然不同的。 走入大学之后，我对城乡之间的关系，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有了不同的理解。学习中文专业，让我有机会透过作家的文字看到百态人生，中外名家的艺术作品让我不断回望我有限的生活阅历，并以此为基点勾勒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那个时候，正值路遥《平凡的世界》出版，那里的少安与少平两兄弟，成了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形象。他们是农民的儿子，家境贫寒，尽管承受了生活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磨难，却精神丰富，从未屈服。他们的青春与梦想让我们在黄土地的苍凉中，看到了普通人不平凡的人生。尤记当年带着眼泪阅读时的心潮澎湃，却不曾预知这部作品在20多年之后竟然成为了我走入陕北村落去进行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的前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