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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业遗产：寻求乡土重建的契机 如果说妙峰山研究给了我一种灵感，透过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庙会，看到了“形散而神聚”的民间文化，那么中国乡村教育调查则让我看到了乡土社会面临的处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愈发觉得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急需一种力量让濒临失忆的乡村重新拥有记忆。这就好像中医大夫看病，号脉之后就要开方子。乡村教育调查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为乡村做出了判断，同时还要自己去践行验证。既然我对乡土社会的判断是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紧随其后的事情就是唤醒记忆，这也是我接下来的7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儿。 开始于2013年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任务很重也很紧迫。作为一种遗产类型，GIAHS是FAO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国际计划。大家熟悉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与此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强调两个多样性的保护，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一个是文化多样性，目标直指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截止到2020年底，FAO已将全球22个国家62个农业系统认定为GIAHS。我国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2013年开始认定China-NIAHS。截至目前，已经评审了5批118项。尽管我们拥有几千年农耕史，中华文明未曾间断过，但就如同现代化背景下农业的命运一样，农业遗产已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这些地方都蕴含丰厚的文化资源，不仅滋养了一辈又一辈当地人，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以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其关注点不止于“非遗”研究的鱼灯舞，而是既关注稻，也关注鱼，还关注这片土壤以及和它共生的上千种生物、关注这里的村庄、关注守护稻田的农民、关注他们的婚丧嫁娶和喜怒哀乐。所以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极为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和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 作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解读我是外行，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就是如果没有农业景观周边的村落，没有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就不会有农业文化遗产的永续。所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彻头彻尾的乡村建设。换句话说，做好乡村建设才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工作。那么，乡村建设怎么搞?让老百姓增收是世人皆知的药方，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促成这一结果，而且能够可持续。我们认为，缺乏对村落社会文化的认知与情感，缺乏对老百姓滋根式的培育，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就没有长久的未来，就会名存实亡。 2014年5月，我专门组建了一个由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同参与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5年间有18位学生加入到队伍中，先后在陕西佳县的泥河沟村、内蒙古敖汉旗的大甸子和大窝铺村、河北涉县的王金庄村等地进行驻村调查。这之中，我投注心力最多的一个点是陕西佳县的泥河沟村。这里的36亩古枣园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枣园中树龄最长者有1300多年，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枣园掩映的泥河沟是黄河边上一个贫瘠的古村落，晋陕大峡谷虽风光绝美，但凋敝破败的村落却无法掩饰吕梁特困片区的沧桑与无奈。我们刚进村的时候，全村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只有158人，其中111位年过花甲，是一个看不到活力的村庄。“80后”的年轻人只有一个，在做淘沙生意。古枣园是这里极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但它能否因GIAHS这一名号给村民带来希望?我和学生进村之前充满了对千年枣树和古村落的想象。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查遍县里的史志资料，对泥河沟村的记载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三百字。于是，我们便决定从撰写村志入手，为村庄找回过往，这既是每一处农业文化遗产地应该具备的文化资源，也是培育农民热爱家乡情感的重要路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几拨学生先后与我驻村调查76天，一拨毕业，一拨跟上，始终保持着对陕北这片土地的热度。在田野工作中，我努力回答一个又一个新问题：曾经为乡村开的药方在这里能否适用?村里没有学校，只有老人，除了假期几乎看不到孩子和年轻人，这样的村子还可救吗?如果把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它是否能为乡村发展带来一线生机?我们能否从乡村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通往精准扶贫之路? 我们的工作从收集老照片、老物件开始，以此结识每一位在村的老人，熟悉每一户人家的生活状况。而后，请村民带着我们踏查村落周边的山林，熟悉村庄的每一处地名，画出文化标志地图。在熟悉村庄的基础上，从有特殊技能的石匠、木匠、艄公、水手等访谈开始，对近百位村民进行口述资料的搜集工作。这样的访谈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录，我反复和学生讲的一种认识是，迈向乡村就是让你触摸到人的生命，感受到人的温度，知道他的所需，了解他的困惑。这是做好文化研究的根本前提，也是我们在田野工作中需要悉心领会的核心要义。因此，我们表面上是唤起讲述者对生活往事的记忆，实质是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村庄，让他们体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而激发他们建设家乡的热情。 在一点点挖掘老人记忆的过程中，我和他们一起流了很多泪，好像自己也曾和他们一起走过了那条往返40里的背粮路，一起度过了一次次洪灾之后的艰难日子。我也因此理解了为什么枣树被河水冲走时，老人会坐在地上痛哭，因为那是她刚嫁过来时种下的第一棵枣树，那片枣林是和他们的儿子一起长大的。正是在这样的收集工作中，陕北地域文化得以清晰呈现，讲述者也在往事的追溯中回归了昔日的岁月。这是一个彼此传递温暖和幸福的过程。 搜集村里的资料和整理村民口述史到底为哪桩?除了基本的现实关怀，为这个古老的村落存留历史之外，我更希望以此为契机复活乡村。为此，我们以群众联欢的方式在村里连续举办了三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暨中国传统村落周年庆典”，还于2016年夏、2017年冬和2018年春，开办了三次“泥河沟大讲堂”。每每想起村民自编自演的晚会和那无论冬夏村民都积极参与的大讲堂，我依旧会像村民一样沉浸在那一刻的幸福之中。如果以此来评判我们的田野工作，我是欢喜且欣慰的，因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走到了老百姓的心中。从此，保护不是农业农村部的保护、不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保护，而是泥河沟老百姓自己的保护。所有这些都催促着我思考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思考乡土中国的未来图景。 我们在陕北的工作成果是跟村民共同完成了3本书，既是我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贡献，也是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学子对无字乡村的精神回馈。正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方式，村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主动的讲述者。当他们翻开书，发现那里有他们讲述的故事，他们会因此而流泪。看似一个平常的口述文本，却给老人们带去了太多的精神力量，也让年轻人通过他们父母和祖辈的讲述知道过往生活是多么不易。我把这种记忆和情感看成是一种社区感的回归，这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在抢救村落记忆的过程中，我们客观上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让乡村老人孤寂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因为有这么多年轻人住在他们的身边，愿意听他们讲，并且记录下他们年轻时那些并未如烟的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让这些老人感受到了一份生命的温暖。2018年5月26日《中国慈善家》杂志有一位记者要采访我，她看到了我们在泥河沟为农民做的口述史。她说：“看到最后哭了，想到了我的家乡沂蒙山区的那个小山村，想起了我的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好像他们的生命也被温柔对待过了。感谢您的这些文字，我之前真的是不太愿意相信有人重视乡村，一直以为专家学者口中的乡村文化重建是荒诞的民国想象，您让我看到真正做事的力量。”她写给我的这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尤其是那句“好像他们的生命也被温柔对待过了”。她领悟到了我们做这项工作对人的生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泥河沟参与式的行动，让我重新思考了活着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也愈发觉得当我把那里的老人看成是父母，把“60后”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把“80后”和“90后”视为自己晚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力量和冲动要为乡村做点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