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曾基于罗马军团的陆上后勤经济来阐述支配性帝国的进展。而包括明清在内的传统中国在广阔内陆进行的资源配置，无论规模还是持续的时间跨度，都是更为可观的。经济学基于时间维的跨期配置来解释金融活动，而国家财政的跨期运作则为早期近代以来财政国家及资本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动力。对于明清财政运作而言，空间问题是首要的，但它又往往与时间问题交错在一起，其中不乏可深味者。 跨南北调度带来挑战与契机 明清中国继承了唐宋以来的遗产，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政治中心最终稳定在奠基于金元时期的北京，军事防线在晚清之前则大率以北方（清代主要是西北）边塞为最要。调拨南方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北方的军事政治消费，这一空间问题可以说是明清财政的首要问题。“大一统”历史形成的驿路体系自然是王朝空间秩序的骨架，它使得运输可以分站接续、沿途补给，否则，长途运输的载运量可能连途中的消费都不够。其中，京杭大运河的便利度虽然不如天然水系，但相比陆运，仍大大降低了政府转运的成本。这些基础设施并非明清开创，但明清国家由此开展的南北物资调运达到了新的高度。 与前朝类似，明清政府亦组织军队、漕船、夫役等人力物力开展转运。明初的特色是，大范围地让纳税民户自行将物资解运到目的地（包括让应役户到目的地服役）。虽然政府试图按道里远近来分解任务，但它仍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成本。因应这一问题也带来了社会基层组织的诸般变化，催生出各色庇护关系、包揽关系及错综的社会流动。明中后期的财政货币化无疑有助于纾减社会成本，同时，政府和官员也能从税外成本的内化与核算效率的提高中分润。至少短期来看，是一举多得。当然，货币化本身不解决物资解运的问题，本质上是将此任务由税户转移给了商人或商业化的中介组织。或由政府或由赋税代理者，在军政消费目的地以采买的形式，用货币换取商人主动或被动供给的物资。事实上，对于边境上临时的军事消费，明初即通过“开中法”，以内地的盐引吸引商人进行粮草转运。这些空间上的兑易，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就是长距离贸易的展开。而在长距离贸易的发展中，政府消费与民间消费这两部分间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使得财政运作与市场流通存在相互加强的一面。及至清代，诸如康熙朝的西征、乾隆朝的金川之役等，都借助富有长途运输经验且有特许商背景的山西商人接济粮草，比军运更省赀费。 空间问题的真正棘手之处在于，各地的收支并不完全确定，在战乱、灾害等临时冲击的影响下，资源调配的路线时有变化的需要。如果中央明了地方的实存资金，就能在各地间进行动态指拨，优化配置效率。这种财政集中管理的集大成，在经明清之际的发展而于雍正年间形成的春秋拨制度上得到体现。彭雨新感慨它“有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唯有在此等统筹运作下，各种地方性的冲击方可为空间上的资源配置所“熨平”，显现大一统的优势。应对空间不确定性的另一方式，则是商人或市场。商人随时追踪各地供求的变化，在灵活性上自然优于层级化的政府指令，这或许是明清商人卷入财政运作的更深层原因。即使是在春秋拨制度下，物资紧缺的解决仍然靠价格上涨带来的市场流动，中央的资金指拨只是保证地方军政当局的购买力能跟上价格。倘若中央无银可拨或无法动态掌握地方实际库存，以及现金转运成本亦相对较高，则连资金的调拨有时也要通过商人来实现。这就属于“汇兑”的范畴了。 唐宋已有不少“汇兑”实践，飞钱、便钱、关子、会子等有汇兑属性的票据，是人所共知的。与唐宋以政府发行为主的“汇兑”不同，大明宝钞失败后，明清政府的票据理财就陷入低谷，但民间的商业汇兑在晚明后却发展起来。不过，商业汇兑本身却又为财政的空间运作所驱动。税银从南方流向北京和边塞，又流回南方购买纺织品等军需物资和官僚集团的消费品。税银的北流起初固然是由政府组织的，但还有大量资金是以非官方的途径流向京师的。无论是官员及其属从的生活用度，还是捐纳、科举及各种难以估量的“寻租”活动，都足以带来可观的北向银流。在财政货币化后的晚明，这些官解之外但与官僚集团有关的白银大对流为商业汇兑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到了晚清，就连本应官解的银两也时常交由票号汇兑甚至垫汇，商业汇兑亦由此发展到了顶峰。这既是因为太平天国等战乱增加了官解的难度，以及各方多事加剧了调拨的复杂性，也是因为清代的东北、西北、西南等边陲更深入地融入了长途贸易网络，以票号为代表的长途汇兑业亦随之壮大起来，能够与财政资金的流动构成较强的互补。至此，形势已经迥异于唐宋了。 从事前和事后应对临时冲击 与空间问题相比，时间问题不是经常性的，而是来自各种临时冲击。所谓“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对于临时的开支增加或收入下降，基本的应对之法是增加平时的储蓄以及压缩困难时期的非紧急支出。不过，与个人不同，国家并没有既定的时间偏好，它在储蓄与消费上的决策涉及各利益集团间的平衡。原则上来说，世袭的皇帝会具有更强的储蓄倾向，重大的政策权衡尤其是军事决策也一般由皇帝裁断，相应地，储蓄和临时开支（以及武官俸禄）均有相当部分体现在内府收支上。明清两朝的集权程度上升，内廷财政并不由外廷管理，大臣进行财政决策所利用的信息其实是不充分的。皇帝虽然能掌握内外两方面的信息，但大臣难以从皇帝具有个性化的决策中推断内府的真实情况，偏好的不一致与内外间的疑忌无疑会影响储蓄决策的效率。尽管如此，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年间的内外存银都曾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足以应付一些临时性的重大开支，乃至建立显赫的武功。可是，到了晚明、晚清，原本预期为临时性的军事开支却长期居高不下，再也难以重建盈余。对于这种濒临破产的局面，储蓄固已谈不上，即使借债，从理论上来说亦难收效了。当跨期平滑无法施展时，王朝不得不加大赋敛。从这方面讲，晚清显得更加成功。清廷在危机下被迫转向厘金、关税等新财源，结果却表明这些新收入意外的稳定与可持续，由此又改进了政府以它们来抵押借债从而应对危机的能力。 如果说国家或中央层面的储蓄存在一些模糊地带，那么地方层面的储蓄就更不制度化了。地方政府的法定收入是与经常性支出相应的，本谈不上特别的盈余设计。而在清初削减地方留存后，地方上具有储蓄意义的活动就更加式微了，势必需要在定制之外应对非常之需。除了挪移、抑派等在当期范围内的运作外，地方政府向富户措借乃至预征税款也时有所见。不过，更常规的是向地方社会劝捐。特别是对于地方性的公益支出，地方精英本身也是不乏积极性的。只是对于募捐活动，它的时间问题主要是一次性收入与持续性支出间的矛盾。对此的解决之道则是基金化的运作方式，清中期后普遍见于各地的“发商生息”即属此类。这虽然不等于直接向商人征税，但以典当业者为代表的商人也由此为政府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在明清地方财政中更重要的作用不是应对临时的支出冲击，而是为原额化财政中持续但非法定的支出提供了应对手段。 当然，如果临时冲击是区域性的，如前所述，还可通过空间上的调拨来应对。明末国库空虚，北方残破，但仍苦撑了十多年，南方在财源及兵源上的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明前期的开中法，商人从内地运输粮草来满足边境地区的军事消费，并换取内地的盐引，财、物均来自内地，也是空间的方式。唯若粮草的临时需求超过了同时期盐的正常产销量（即内地的财源无法满足同期的边境开支），就会产生盐引的超发，商人的盐引兑现就需延迟，出现所谓的“守支”。这时，盐引无形中具有了债券的意义，空间问题实质上转换为时间问题。虽然延迟的盐引没有标明利率，但它会隐含在盐引的销售行情里，各方也毫无疑问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万历年间，当政府难以用可置信的方式克制盐引的发行时，盐引陷入了滞销，政府要增加当期收入的话，不如将未来的盐引权益一次性拍卖出去，彻底杜绝超发的可能，形成所谓的“根窝”。“根窝”有权益资产的性质，也可能因政府婪索报效而变为一种编役，但从直至清道光年间改革为止它仍能吸引和造就不少豪商来看，其产权即便不算明确，也仍然相对稳定。清前期政府能大量地通过盐商报效来填补财政窟窿，当是以此为基础的。 总之，在明清财政的运作中，可以说有不少技术问题值得探讨，空间和时间问题亦是其中可注意者。它们涉及王朝如何在一个广阔疆域内进行持续统治的基本问题，所以对理解王朝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从早期近代的时代性上来说，它们又与金融具有尤其密切的联系。目前对早期近代财政的比较研究中，较多关注政府如何通过公债来对冲临时冲击，即时间层面的金融问题。但对于大一统国家，较自然的实为汇兑之类空间层面的金融活动，空间与时间的转换更可为我们理解明清体制下公债的迂回提供新的角度。同时，财政对空间与时间问题的应对亦与民间商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形态相表里，共同塑造了明清经济变迁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