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01 《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 陈文海 参加讨论
一、信度评判上的左右两派 对于《弗莱德加编年史》信度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具有“原创”特征的第四卷展开的，其主体内容所涉时段不足60年(584-642年)。如将某些涉外内容包括在内，其所涵时限也只有75年(584-658年)。一般而言，对于一部由“当代人”编写的时间跨度为几十年的“当代史”来说，如果编写者为多人，而且每人只负责编写与自己人生阅历联系最为密切的那一段时光的历史，那么，其文本信度可能会高一些。反之，如果编写者只有一个人，而且此人只是在“当代史”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去集中追记此前数十年的历史，其文本信度则可能会低一些。正是由于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写者究竟是多元还是一元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野，在该书信度评判上，也就有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当世派”和相对悲观的“后世派”。 (一)“当世派” 就总体而言，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的信度问题上，“当世派”与“多元论”是相关联的，其早期的“精神领袖”自然就是该书编写者“三元论”的开山鼻祖、德国史家布鲁诺·克鲁什。对于该书第四卷所涵盖的75年历史，克鲁什将之分为三段，即584-613年、613-642年和642-658年，每一段都有一位编写者，每一位编写者都有自己的地域背景。通过这样一种比较明确的时空划分，克鲁什给读者提供了一套较为简易直白的结构性的认知模式。⑥在“三元论”这样一种认知框架中，《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的文本信度自然较高，因为将这几十年的历史写作分归前后相继的三位编写者之后，人们在估测每一段文本信度的时候，自然可能会产生一种“当世人写当世史”的认知直觉，即文本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相关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便形诸文字的。 在克鲁什的“三元论”渐趋流行之后，一些学者便开始依据这一认知架构，对《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文本展开信度评析，其中，遵循克鲁什理论并身体力行的早期代表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兼语言学家马克斯·马尼修斯。1911年，马尼修斯的《中世纪拉丁文献史》第一卷出版。在该书中，作者依据克鲁什及其追随者们的结论，对《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各部分的信度问题作了推论：文本的总体信度较高。⑦不过，在“三元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之后，对于“三元论”与文本信度之间的关联问题，克鲁什本人似乎显得不再很有信心。他认为，在评估《弗莱德加编年史》的信度问题上，他的那个“三元论”并没有让问题变得简单起来，反而是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⑧ 如果说“三元论”赋予《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文本以较高信度的话，那么，“二元论”也有着类似的判断取向。例如，“二元论”观点持有者、德国历史学家西吉蒙德·海尔曼认为，第四卷第15-42章(594-613年)是由第一位编写者在公元614年前后完成的“近乎当代的历史实录”。同样，对于第52-90章(主线内容为624-642年间的法兰克史)的文本，海尔曼认为，其大部分内容也应该是源自同时代的近似于“实录”的材料。关于这一部分的成书历程，海尔曼甚至作出如下推断：作为当世之人，“编写者B”从624/625年那里写起，一直写到639年达戈贝尔去世为止；此后，这位编写者暂停写作，到了642年又重新提笔，增补一些内容；过了18年之后，此人又重拾中断已久的工作，但这一次只是对已有作品做一些零星增补。⑨如果《弗莱德加编年史》的成书历程确如海尔曼所言，其文本信度应该不会太低。此外，另一位二元论者、英国历史学家华莱士—海德里尔在该编年史信度问题上所持观点与海尔曼大致相似。⑩因此，总体而言，不论是“三元论”，还是“二元论”，二者对《弗莱德加编年史》原创文本信度的判断都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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