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6:10:13 《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 陈文海 参加讨论
三、文本信度的实例剖析 不论文本作者是“一元”还是“多元”，也不论文本形成时间是“当世”还是“后世”，它们与文本信度高低之间都并不存在充要的逻辑关系，上述各种信度评估方式也都只具相对意义。实际上，即便是边发生边记载的“实录”，出于记录者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或由于其他各式各样的原因，“实录”下来的文字也很有可能不实，甚至完全不实。同样，如果“实录”真的很实，那么，即便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乃至更长更远的时光，以这些“实录”为素材编写出来的文本也照样具有很高的信度。在信度评估过程中，只有对文本采取多方位、多角度的观照和审视，才有可能使结论更加趋近于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在《弗莱德加编年史》文本信度问题上，我们可以将“当世性”和“后世性”等判断准则暂且搁置，而从历史学的角度，从该编年史中选取几则材料，对其本身存在的明显缺失展开简要剖析，以此表明，和中世纪西欧很多同类史书一样，该编年史并不能算作完全的信史。 (一)关于涉外内容的信度剖析 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中，有一些章节涉及波斯、伦巴德、西哥特(西班牙)以及拜占庭等境外历史。就总体而言，根据相关国家本土历史研究材料来看，在该编年史的涉外内容中，除了第8l章有关拜占庭帝国的叙述(641年)以及第82章有关西哥特王国的部分叙述(640年)具有较高信度之外，其他涉外章节(如9章、第13章、第33章、34章、49-51章、63-66章、70章等等)基本上都存在各式各样的舛误，至少说与境外本土历史记载存在很大误差。这里仅举几例予以说明。 第9章。在本章开篇，有如下表述：“就在这一年，波斯皇帝阿诺尔夫(Anaulf)之妻凯萨菈(Caesara)离开其丈夫，带着四个男仆和四个女仆，来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真福约翰(the blessed John)这里。”按照“弗莱德加”的纪年方法，这里的“这一年”指“贡特拉姆当政的第28年”，即公元588年。文中提到波斯皇帝阿诺尔夫及其妻子凯萨菈，但在波斯(伊朗)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对应者。即便有一些蛛丝马迹，但在历史年代和名字等方面却又存在明显的错乱。(24)比如，波斯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君主科斯洛伊斯一世(Chosroes I，亦译霍思劳一世，531-579年在位(25))，他对基督徒极为宽容，而且，他也有一位基督徒妻子，名曰希菈(Sira)。 第33章。在这一章开头，有这样两句话：“在这一年，威特里克(Witteric)去世。继之出任西班牙国王的是西斯布特(Sisebut)。”仅这两句话中便存在两个基本错误。第一，威特里克的去世时间：在文本内容的承接上，这里的“这一年”是指607年。实际上，威特里克死于610年。(26)第二，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者：威特里克死后，继任西班牙王位的并不是西斯布特，而是贡德玛尔(Gundemar)。(27)接下来，这一章还提到，西斯布特“为哥特人的王国夺取了康塔布里亚(Cantabria)。在此之前，康塔布里亚掌控在法兰克人之手。”实际上，法兰克人从未掌控过康塔布里亚。(28) 第49章。在这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法兰克国王“克洛塔尔当政的第40年”，伦巴德国王阿达罗阿尔德(Adaloald，616-626年在位)“友善地接待了一位由莫里斯皇帝(Maurice)派来的使节”。按照公元纪年，“克洛塔尔当政的第40年”是指公元623年，这个时候，拜占庭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已经去世20多年，此时的拜占庭皇帝应该是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在这一章接下来的描述中，还出现了传说色彩极为浓厚的奇闻异事，其所述内容与伦巴德本土方面留下的史料大相径庭。(29) 涉外内容之所以出现诸如此类的严重失真现象，其原因当然可能多种多样，其中，有两个基本层面值得注意。一方面，相关内容从一开始就有可能是以传说的方式而不是以信史记载的方式流传到法兰克境内的。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即便境外的相关信息在初始的时候较为准确，但经过反复辗转，传到法兰克境内的时候，可能也早已变形。因此，对于《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这些涉外内容，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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