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5 《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 陈文海 参加讨论
(二)关于本土内容的信度剖析 如果将涉外内容排除在外，从叙史主线来看，《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就是一部以公元584-642年为时间断限的“简明法兰克史”。通观这部分文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具有浓厚传说色彩的文字。仅就第四卷前半部分中有关布隆希尔德的内容而言，人们就可轻易地发现其中包含有许多“文学成分”，比如，布隆希尔德被逐出奥斯特拉西亚宫廷以及随后的流浪生涯(第19章)；布隆希尔德与其“枕边密友”普罗塔迪乌斯(Protadius)的“传奇”故事(第24章，第27-29章)；宫相贝尔托阿尔德(Bertoald)的悲惨结局(第24-26章)；提乌德里克与西班牙公主的婚姻因布隆希尔德的暗中破坏而失败(第30章)；提乌德贝尔特之妻比莉希尔德(Bilichildis)与布隆希尔德之间的相互羞辱(第35章)；如此等等。(30)除了布隆希尔德这个突出的个案之外，在该书的其他文字中，也可以发现不少类似的文学化的材料(如第38章、第40章、第44章、第68章，等等)。如果说“文学化”倾向让《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某些文本材料在史学信度上打了一定折扣的话，那么，文本中存在的某些史实谬误就更需要我们在使用该编年史的时候细加甄别。关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这里同样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3章。该章有言，584年(或585年)，贡特拉姆让人为他的侄子“克洛塔尔施了洗，他自己则担当这个孩子的代父(godfather)”。关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一书中曾有详细叙述。不过，“弗莱德加”手中只有《法兰克人史》第1-6卷，对于后四卷的内容则一无所知。从格雷戈里的详尽记载中可以看出，《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上述说法明显有误。虽然克洛塔尔的母亲在584年(或585年)的确曾经邀请贡特拉姆做克洛塔尔的代父，但此后几年一直犹犹豫豫、出尔反尔，贡特拉姆为此颇为恼火并在众人面前一一列举对方的食言之举。只是到了591年，双方关系趋于融洽，克洛塔尔的受洗仪式才最终举行，贡特拉姆才成为克洛塔尔的代父。(31) 第16章。这一章写道，596年，提乌德里克继位成为勃艮第国王，“其治所设在奥尔良(Orleans)”。实际上，早在贡特拉姆(561-约593年任勃艮第王)当政中期，勃艮第的传统治所(都城)就已经由奥尔良转移到了索恩河畔夏龙(Chalon-sur-  )。(32)因此，这里的奥尔良之说并不可靠，它可能只是机械照搬《弗莱德加编年史》第三卷中有关“561年瓜分”那段话中的一些文字，因而也就是间接源于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四卷第22节。(33)第72章。这一章讲的是法兰克君主对保加尔人(Bulgars)的残酷处置问题，其中写道，630年，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Avars)与保加尔人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战争；保加尔人战败后逃到法兰克，恳请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Dagobert)(34)“接纳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然而，达戈贝尔却下令，将保加尔人全部杀死。且不论保加尔人有没有在法兰克境内遭此厄运，仅就其中涉及的某些时间和人物来说，这一章就明显存在错乱。按照这一章的说法，阿瓦尔人与保加尔人之间的争斗发生在达戈贝尔当政的第9年(公元630年)，但是，根据拜占庭方面的史料，这次争斗应该发生在拜占庭皇帝康斯坦斯二世(Constans II，641-668年在位)时期，因此，也就不会早于公元641年；而此时，达戈贝尔已经去世。(35)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虽然是由生活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文人编写的“当朝史书”，但与之前的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相比，其文本信度显然要低许多。格雷戈里是一位有着深厚学养的历史学家，而“弗莱德加”只是普通的编年史编写者，在史料鉴别、材料编排等方面均显现出明显不足。不过，指出该编年史存在失真失实之处，并不意味着可以借此以偏概全，更不能因此而对该编年史全盘否定。(36)从基本层面上说，作为公元7世纪中前期法兰克惟一一部“当朝史书”，《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毕竟勾勒出了这一时期法兰克国家的历史脉络，如果没有它，法兰克国家的历史就将出现长达数十年的“记忆断层”。从这一角度而言，《弗莱德加编年史》不仅对法兰克历史研究具有特殊价值，而且对整个法国历史研究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5-05-22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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