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在东晋南朝的战略地位(10)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56 《史学集刊》2014年9月第 宋杰 参加讨论
以上都是在外郭被破后退守内城,得以继续抵抗,不致立即陷落的战例。如果放弃外城,专守内城,则对守方相当被动。如垣崇祖所言:“若舍外城,贼必据之,外脩楼橹,内筑长围,四周无碍,表里受敌,此坐自为擒。”① 另外,南朝据守寿春城池的任务,还有探测敌军动向情报以及在优势之敌过境南下后,出轻骑游兵抄掠其辎重,断绝其运输道路等等。如南齐建元二年(480),高帝裁省南豫州,左仆射王俭上奏表示反对。其文曰:“愚意政以江西连接汝、颍,土旷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若使州任得才,虏动要有声闻,豫设防御,此则不俟南豫。假令或虑一失,丑羯之来,声不先闻,胡马焂至,寿阳婴城固守,不能断其路,朝廷遣军历阳,已当不得先机。”②齐明帝时,“建武二年,虏寇寿春,豫州刺史丰城公遥昌婴城固守,数遣轻兵相抄击。”③ 寿春城池虽然坚固,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防御作战的一方绝不愿意困守孤城;如有可能总是在其周边的紧要地点设置城垒戍守,以迟滞敌人的进攻,且分散对方的兵力,借以争取时间,等待救援。早在三国时,曹魏寿春守将诸葛诞面对吴军的攻势准备,除了请求增调援兵之外,“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④东晋南朝防守寿春也是采取这种战略,即在附近筑城防御,如果敌军人少就分散抵抗,寇多势众则将各城军民集中撤退到寿春。如《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二月北魏南侵,“帝闻之,敕淮、泗诸郡:‘若魏寇小至,则各坚守;大至,则拔民归寿阳。’”《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引周必大曰:“晋至宋,寿阳皆为重镇。寇少至则淮、泗诸郡坚守以待援。大至则发民而归寿阳。盖寿阳不陷,敌虽深入,终不能越之而有淮南。”北方政权对寿春的防御策略亦同。如《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言后赵“自寿阳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历史记载寿春周边重要城戍有下蔡、硖石、马头戍、潘城(潘溪戍)、湄城、梁城、黄城、郭默城、苍陵、死虎垒、安城、黎浆、建安、阳(羊)石等; 因为篇幅所限,未能详述。此外还在寿春周边地区河流入淮的几处水口(肥口、颍口、汝口、洛口、涡口) 也设置了戍所,屯驻军队,以防止敌人船队由驶入淮河,或从淮河进入支流。 三、隋唐以降寿春军事地位的下降 魏晋南北朝是寿春在兵要地理上影响最为显著的历史阶段,随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寿春在军事战略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隋唐以降运河的开凿使用。隋朝建立之后,在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为了出兵江南,消灭陈朝,“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⑤即对古邗沟、中渎水进行了疏浚和修整。隋统一中国后,炀帝又在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同时对山阳渎进行拓宽,以此方便漕运和巡幸。“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⑥这样一来,隋唐时期南北水运的主要航道就确定在寿春以东,由通济渠(唐称汴渠或汴河)与山阳渎贯穿淮河流域,沟通黄河与长江。东南的物资大都经过这条运河向京师输送,而汴渠沿途则在唐代产生了好几座新的军事重镇。例如睢阳(今河南商丘)、埇桥(今安徽宿州北)、徐州、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另一方面,寿春经合肥至濡须口一线的水路则则渐渐湮废,尤其是合肥将军岭一带的巢肥运河因淤塞而不再通舟,造成这条航道的中途梗阻,无法直接沟通江淮,由此引起寿春的地位价值明显跌落。尽管如此,寿春在唐末五代仍可算做军事重镇。如南唐刘仁瞻在“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⑦的情况下,守寿州三年,使后周军队不能完全控制淮南,推迟了它们南下渡江、灭亡南唐的行动。 靖康之变以后,南宋偏安江左,北方水利不修,使汴水干涸,舟船无法航行。淮上重镇渐向东移,于是泗水、山阳渎乃成为北通齐汴、南下江浙的唯一水道,楚州面对清口(淮泗口),则是拱卫广陵京口的唯一门户。如陈敏所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马先自上流潜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盖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颖、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鹳河,通战舰以入大江,南唐遂失两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实为南朝司命,愿朝廷留意。”⑧《宋史》所载,“(韩)世忠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⑨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六十万南侵,“中外大震。时宿将无在者,乃以(刘)錡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逐路军马。八月,錡引兵屯扬州,建大将旗鼓,军容甚肃,观者叹息。以兵驻清河口,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錡使善没者凿沉其舟”。⑩可见南方政权必争必守的国之北门向东转移到淮河下游。 其次,北宋以后,中国的政治重心地区逐渐由中原向东北方向移动,元明清三代王朝都在北京建都,而大运河蜿蜒数千里,沟通京杭,漕舟商船都由此道往来运输。虽然山川依旧,但是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寿春所在的淮南西部地区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兵家的热切关注。如徐益棠先生所云:“元明以后,淮水不修,水旱频仍,寿濠一带益加衰落。而运河纵贯,南北一家,寿春非复当时令人注意的要地了!”(11) ———————————— ①《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第462页。 ②《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第253页。 ③《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第779页。 ④《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第770页。 ⑤《隋书》卷一上《文帝纪上》,第25页。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炀帝大业元年,第5618-5619页。 ⑦《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三年,第9548页。 ⑧《宋史》卷四〇二《陈敏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83页。 ⑨《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第11367页。 ⑩《宋史》卷三六六《刘錡传》,第11406-11407页。 (11)徐益棠: 《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中国文化汇刊》第8卷,第62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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