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3 《安徽史学》(合肥)2011年 徐国利 参加讨论
首先，天理及理学成为明清徽州建构商业伦理的根本，徽商大多以朱子的天理作为安身立命的准则和人生的终极追求。徽州著名商书、程春宇编纂的《士商类要》专辟“养心穷理”篇，说：“夫君子存心皆天理，天理存则心平而气和，心平而气和则人有过自能容之矣……然则学量之功何先？曰穷理。穷理则明，明则宽，宽则恕，恕则仁矣。”(20)许多徽商服膺理学，甚至精研理学。休宁商人汪鈆，“居尝精研理学，欲希圣超凡。”(21)歙县商人胡山对子孙耳提面命：“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南面而王天下，乐何逾此。因名其堂为‘居理’。”(22)一些徽商对性理之学还颇有研究。如，清歙县商人许明贤，“深究性命之学，以诚敬为宗。教子读书，取友尤有法。一日渡江，取诸子所辑时文投江中曰：‘此无益之学，命编辑历代史论及名臣事略为二书。’”(23)休宁商人汪应浩精研理学，为一般儒士望尘莫及，“虽游于贾人乎，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书，治《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全》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每遇小试，有宿士才人茫不知论题始末者，质之，公出某书某卷某行，百无一谬。”(24)有些徽商到古稀之年仍不忘诵读性理之书，如，清代徽商汪扬烈，“年七十余，旦夕诵四子书(按，即《四书》)不倦。”(25)理学对徽商的修身养性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绩溪商人章策积书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26)徽商所以被称为儒商，这应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其次，徽商大多奉“勤俭起家”、“崇俭黜奢”等为齐家治业之准则，实是对朱子理欲之辨思想的践行。《士商类要》的《贸易赋》说：“贸易之道，勤俭为先，谨言为本。……守成不易，创业尤难。祖若念孙，切莫欢娱轻易费；孙当念祖，许多辛苦换将来。”又说：“勤俭为治家之本，斯言信矣。夫人一勤则天下无难事，其功名富贵无不自勤中来也。一俭则胜于求人，其布帛粟麦未尝不是俭中事也。”(27)徽商家规也多立有此类信条。休宁《茗洲吴氏家典》规定：“子孙以理财为务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费用，以致亏陷，父兄当核实罪之。”(28)民国初年绩溪仁里的《鱼川耿氏宗谱》“家族规则”的“曰崇俭”条批评当时族人趋于奢侈的风气，倡导“俭以养廉”的古训，指出：“嗣后务嘱其族人，称家之有无，量财为出入，举凡时世上一切争相效仿之新装在所必禁，人事上牢不可破之繁文在于必革。久之，将各以俭约相矜，而以奢侈为戒。庶家给人足，日企敦庞矣。故终之以崇俭。”(29)徽商勤俭起家和崇俭黜奢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顾炎武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问之则皆千万金家也。徽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30)徽商妇更是崇俭黜奢的楷模，“女人尤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欲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31)徽商尚俭的重要原因便在于秉持和践履朱子理欲观，下面这条史料充分说明了这点。歙县大盐商鲍志道(字诚一)，“业鹾淮南，遂家扬州。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值郑鉴元好朱程性理之学，互相倡率，而侈靡之风，至是大变。诚一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32) 二、朱子的公私之辨与徽商各层次公私观的建立 正确看待公私关系，即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及其关系，是儒家伦理的基本问题之一。朱子十分重视公私之辨，说：“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33)他将公私之辨与理欲之辨密切结合起来，认为理欲关系本质上是公私关系，公私便是区分理欲的标准，“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34)“而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35)朱子将理欲与公私之辨联系起来，旨在阐明个人利益要服从群体利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要牺牲前者来维护后者，即“存天理，灭人欲”。有学者说，“天理人欲之分便是公私之分，这是朱熹和理学家的共同看法。”“(存天理，灭人欲)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36) 为什么公私之辨如此重要呢？首先，公即是公理，仁即天下之公，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盖公只是一个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则害夫仁。”(37)“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忧之有！”(38)可见，公即是仁，仁即是公。其次，公与仁又是体用关系，公是仁的道理，是实现仁的方法，只有实现公，才能达到仁。“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公是仁的方法”，“公却是仁发处。无公，则仁行不得。”(39)再者，公私之分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公，小人私。”(40)“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41) 朱子的公私观得失并存，“理学把主体意识归结为群体意识，以此为人的最高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表现了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同时又是以牺牲个体意识为其代价。……但是到理学后期，普遍出现了对个体意识的重视，这当然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有密切关系。”(42)明清徽州在建立商业伦理时，便吸取了阳明心学、特别是阳明左学重视个体意识和权利的思想，即私与私利的思想。但是，明清徽州的商业主流价值观并不否定朱子重视群体利益的思想，仍将奉公和守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的前提和根本，私(利)仍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公(利)。《士商类要》的“经营”篇便说：“凡人作事，先须克己无私。为客经营，勿以贪小失大。……财何损身，只为私贪而致害。利终养己，盖因公取以成家。”(43)具体而言，徽商公私观主要表现在处理与宗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等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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