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讼与案件：清代的诉讼分类及其实践(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6 《法学家》(京)2012年5期第 邓建鹏 参加讨论
三、诉讼分类的实践 瞿同祖指出，除维持治安外，清代州县官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征税与司法，(51)且司法与维持治安关系密切。因此司法审判成为对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上级机关对词讼与案件的考核与重视程度不同，(52)因此州县官对词讼与案件所花的时间与精力有异，以致深刻影响他们对待不同诉讼的审理方式与态度。张五纬(嘉庆年间历任江西各州县地方官)的个人经验是：“命盗事贵慎密，每在内堂或于别室问之。除经承原差外，虽本衙门之书役，亦不令其傍观看。盖是非曲直，民间不能即知。若词讼须示期听断，兼有早午晚堂之约。”(53)包世臣(清后期著名学者、曾于江西任县令)的观察与分析则更有普遍性和深刻性： 查外省问刑各衙门，皆有幕友佐理。幕友专以保全、居停、考成为职，故止悉心办理案件，以词讼系本衙门自理之件，漫不经心。……臣查虽关系罪名出入，然一州县每年不过数起，即或未归平允，害民犹隘；至於词讼，三八放告，繁剧之邑常有一期收呈词至百数十纸者。又有拦舆喊禀及击鼓讼冤者，重来沓至，较案件不啻百倍。若草率断决，或一味宕延，则拖累之害，几於遍及编户。是故地方官勤於词讼者，民心爱戴；明於案件者，上司倚重。然州县莫不以获上为心，常有上司指为能员，而民人言之切齿者。此皆是词讼为无关考成，玩视民瘼；或以既得於上，反恣意睃削其民之故也。……近年封疆大吏皆知听讼为恤民之首务，积案为病民之大端，飞檄交驰，饬属清理，……印官奉檄若具文，委员安坐郡城，略不事事。(54) 清代案件需要经过一系列审转覆核机制，层层上报至巡抚、总督甚至皇帝，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的司法审判将受到上司监控，相关评价与考核为决定其仕途升降的因素。因此，作为地方官员的私人法律助理，幕友协助审理此类诉讼时更有可能全力以赴。词讼由地方官自理，不必层层审转覆核，就算每月要向上级申报自理词讼清册，亦有诸多机会瞒报、少报甚至不报词讼。比如樊增祥在陕西按察使任上批评下属州县：“各属月报册大抵三两案居多。本司是过来人，岂不知某州某县每月当有若干报者?……更有庸猾州县……不但少报，而且直头不报。”(55)虽然高层官员以爱民的口号指令地方官悉心对待词讼，但是，精审词讼并非决定仕途升降的根本因素。因此，高层官员赏识的那些勤于处理案件的官员，因疏于审理词讼，正可能是民众切齿痛恨的对象。 与此相关，当时流行着主要面向刑名幕友的幕学读物。比如《刑幕要略》一书详于办案、盗贼、人命、斗殴等方面的论述，对于户役、田宅、婚姻及市廛等方面则几乎一笔略过。《招解说》亦是地方官吏与刑名幕友针对审理刑事重案的经验心得。诸如《琴堂必读》、《办案要略》、《幕学举要》等幕友读物，均亦详于命盗等重案的处理，而对民间细故案件的论述极简。其中，《琴堂必读》的内容文字及各篇名实与《办案要略》大同小异，异者在于《琴堂必读》增加了“断狱总要”、“验伤”、“办案疑要”、“揭参”、“论抚恤难番”、“论习幕”等篇。(56)对刑事重案的处理事关官员考成，故在相关幕友读本中多见，而专门以如何审理词讼为主题的幕友读物则几近稀缺。 不同类型的诉讼实践差异表明，在清代中国层层官僚由上级任命、层层向上级负责的中央专制集权政治体系下，官员考核标准首先基于王朝的统治稳定。《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律文规定，官员未及时受理谋反、叛逆类案件，处刑杖一百、徒三年，未受理恶逆类案件，处刑杖一百，未受理杀人及强盗类案件，处刑杖八十，但官员未受理斗殴、婚姻、田宅等案件的，各减犯人罪两等，最高刑仅为杖八十。(57)与词讼相比，命盗、谋反、叛逆及凶杀等案件严重威胁统治秩序，地方官对其的审理业绩成为朝廷考核重点，也是考查官吏绩效的重要指标。律例对官员违规处理不同诉讼的惩罚存在显著差异。律例另规定州县官必须全权负责处理纠纷与诉讼事务，不得委之于他人，官员如“词讼细事批委乡地处理完结，罚俸一年；若命盗案内紧要情节及重大事件滥批乡地查覆，降三级调用”(58)。在向上负责的官僚体系下，官员倾向于对待词讼草草了事。(59)虽然《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雍正三年定例声称，“如该地方官自理词讼，有任意拖延使民朝夕听候，以致废时失业，牵连无辜，小事累及妇女，甚至卖妻鬻子者，该管上司即行题参”，(60)但在实践中，地方官员对词讼含糊了事的态度向来无法避免，仅因未按时及审理词讼而被上司问责或处罚的地方官较罕见。 近年来，有海外学者重新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论述，认为中国官员司法判决中的恣意所受的制约远比韦伯声称的要严格，判决恣意受限并非主要是因为“神圣传统”，而是因为成文法典中关于司法审判义务的规定，事实上存在比韦伯认识到的更多的法律技能，当事人也并不仅仅只是专横制度被动的受害者。(61)这种见解主要基于传统中国成文法典的相关表述，比如《大清律例》确有许多约束司法官员恣意的限定。(62)但在司法实践中，官员审讯与判决中表现出的恣意绝非罕见。比如，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张集馨(曾在数省任知府至布政使等多种职位)发现，在山西，他的前任们从来不主持审判，积案如山；在四川，词讼相关证人亦被关押于卡房，不胜苦痛；川省官员对罪犯行刑往往由喜怒任情决定，有的县令对民间词讼“一概高阁”。(63)基于张集馨在山西、陕西、福建、四川和贵州等多省丰富的仕宦经验，我们有理由认为张集馨的发现在当时具有某种普遍性。 在司法实践中，“词讼”与“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其是否依法判决有重大差异。据《大清律例》“断罪引律令”例文，“督抚审拟案件，务须详核情罪，画一具题，不许轻重两引。承问各官徇私枉法、颠倒是非、故出入情弊显然，及将死罪人犯错拟军流、军流人犯错拟死罪者，仍行指名参处。至于拟罪稍轻，引律稍有未协、遗错、过失等项，察明果非徇私及军流以下等罪错拟者，免其参究，即行改正。”(64)就制度上而言，只要案件进行审转复核，通常就意味着正式进入了受上级(府道、督抚、刑部、大理院、都察院以及皇帝)审核、督查的渠道。州县官员以至督抚审理案件时，必须严格依法判决，以免使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不过，近十余年来围绕传统中国的依法审判问题，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滋贺秀三、黄宗智、王志强等多有争论。尤其是在2006年，张伟仁、贺卫方及高鸿钧等学者针对传统司法判决是否具有确定性的争论更是引起众人的关注。(65)如果忽略“传统中国”这种超越具体时空的宏大叙事而以清代为具体例证，则上述学者或未充分考虑“词讼”与“案件”的不同司法实践。而不作区别地探讨依法审判问题，其争论结果恐失之偏颇。 关于司法是否依法而判的问题，缘当时人的看法与实践而思考，当比今人自行推导更为可靠。对于“词讼”，方大湜(光绪年间曾任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提出：“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否则上控之后，奉批录案无词可措矣。”(66)其言下之意是，“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为普遍性原则，但为防止当事人因不满裁判结果而上诉，以致受到上司讯问而无词可对，则知县不妨弄明白具体案件应适用何项律例，其裁判在依据当地风俗的基础上准情酌理加以变通。考虑到《大清律例》事实上没有面面俱到的民商事条文，“自理词讼事事照例”客观上也并不可能。方大湜的观点并非罕见，类似的看法大致贯穿于明清时期。比如，明末(崇祯时期)讼师秘本《珥笔肯綮》提出：“凡告家财，不在干名犯义之例，但情词畅顺即是，不必原求律法。”(67)该秘本的作者认识到，当官员裁决此类案件时，直接依据民间通常认可的事理和原则，国家法律并不是其判决依据。 对于词讼，官方并不完全致力于厘清双方具体权利归属，保护当事人应得利益，而是想方设法如何平息纠纷，多数情况下律例只是其参考依据之一，并无必然的法律拘束力。只要能解决当事人间的纠纷与冲突，官员突破律例做出裁判并无不可。作为清康熙年间的名吏和备受朝廷推崇的“本朝理学儒臣第一”，陆陇其的听讼方式在当时官员中具有一定的正统性与典范意义。陆陇其自称： 每传原被告到案，曲为开导曰：尔原被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即如此案……即检律例指示之，曰：罪应笞杖，但国法不加有礼之人。某合与某叩首服理……徜彼此豁然，来投结可也。往往……和好如初。(68) 陆陇其劝解当事人处理户婚等诉讼的思路为通过令双方当事人对比肇讼与息诉的利害得失，使纠纷得到解决。在清代《纸上经纶》收录的28件以民事案件为主的审理记录(谳语)中，有13件(占总数的近一半)提及，本应(依律例)严治，姑念当事人年老、年幼或为妇女或因家穷而宽免，或者声称若当事人再行不法，定行重治，或当事人若再次抗延，连带前罪一同并治。(69)在此，律例的主要作用均是指引甚至“胁迫”当事人平息纠纷的工具，而非遵照裁决的依据。 因此，所谓“依法判决”，对涉及词讼的处理显非制度与实践的必要。此种做法除与王朝利益倾向有关外，还与作为亲民的州县官身份有关。如戴兆佳(康熙年间曾为浙江天台县令)所述：“令之职，与民最亲。一邑之利弊，休戚惟令是问。”(70)州县官员的行政事务涉及方方面面，他们并非专业化的司法官员。如前所述，州县官的职务重点为听讼与维持治安。官员从行政事务的角度处理词讼，重点是解决纠纷、平息争执，稳定秩序，刚性地诉诸法律反而可能于事无补。从现实角度看，如坚持诉讼及严格依法裁判，黑白分明，可能激化当事人成为“讼仇”，倾家荡产，本属“细事”的词讼或为恶化当事人关系以致冲击社会秩序的源头，与官员行政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故对词讼而言，纠纷解决，而非法律形式主义倾向的规则之治，乃州县官实用进路下的选择。 受此影响，清代大量州县官汇编的判牍文集或各种地方志表明，过继或婚姻类案件事涉伦常纲纪，在《大清律例》中本有相应规定(甚至以重刑相待)，州县官员裁决时也可能征引律例，大部分情况下，就算知县明知律例规定，甚至在判决前向当事人宣示律例内容，最后往往也背离律例作出裁决。(71)如果诉讼与此无关(如财产类案诉讼)，则官员更趋于直接依据通常事理、公平正义精神加以裁决，极少征引律例。樊增祥(光绪年间曾任陕西省州县官多年)尤善于根据具体案件，灵活选择适用甚至变通律例，最终解决纠纷。(72)在他看来，案情各有不同，无法执一而解——“天下断无一定之法而可以概通省之吏与民者”。(73)他还多次言及司法裁判不能拘于死例——“大凡通行之公牍，上司行之各属，酌之彼此情形不同。断无以死法制生人之理”。(74)他提出必须权衡案情的具体情况做出裁判，这是重纠纷解决的务实态度在裁决词讼时的表现。 这种务实精神，与高层官员对待同一案件时的态度存在显著区别。比如，在康熙年间，浙江省天台县县民许善潢控告许善德兄亡收嫂。道台数度责成知县戴兆佳将相关人犯押解至道台衙门亲审。但戴兆佳多次拒绝押解人犯，其理由是：天台县“秋收歉薄，荷蒙宪台加意抚绥哀鸿。……今许善潢、许敬五等原系一本周亲，且案内牵累多人，老幼仳离，鸠形鹄面”，尤其是当事人许以集老病龙钟，年逾八十，卢氏有孕，上述人等“一经批解，长途跋涉，情实堪悯。且是案犯证众多，值此隆冬岁暮，谋衣谋食，实所不遑”。经调查，知县认为所控兄亡收嫂实为子虚乌有之事，且双方当事人均愿意和解结案。(75)而据《大清律例》规定，兄亡收嫂者处绞刑。(76)此案若属实，则许善德应处绞刑；若如戴兆佳所称为虚，据《大清律例》，则原告许善潢诬告死罪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77)据当时法制，此案当属重大刑事案件。可是，作为知县的戴兆佳与上司的出发点(依法审理)大不一样，其主要从息事宁人、避免该案牵涉拖累多人、人犯老迈或怀孕实属可怜等角度考虑，试图平息控争，大事化无。戴兆佳亦自称其“任地方，‘抚’字为怀。……无时无刻不以息事宁民为念”。这种认识，正与其作为负有地方治理重任的行政官员角色关系密切，与非亲民官的高层官员(尤其是刑部官员)的司法理念大相径庭。(78)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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