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讼与案件：清代的诉讼分类及其实践(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06 《法学家》(京)2012年5期第 邓建鹏 参加讨论
⑨See Hu Xiangyu, “Drawing the Line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A Study of 'Civil' Cases Handled by the Board of Punishment in Qing China”, forthcoming. ⑩参见高恒：《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11)参见南玉泉：《狱讼程序辨析及告制探源》，载霍存福、吕丽主编：《中国法律传统与法律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2)[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9页。 (13)参见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19页。 (14)[宋]朱熹：《朱文公集》卷一百《约束榜》，载《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15)《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十全四一。 (16)《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六。 (17)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2页。同样的规定，又见于《元典章》五三“刑部”卷一十五“听讼类”。 (18)参见陈高华：《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载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19)钱大群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有高岩认为：“元代关于诉讼明显地区别民事与刑事，这的确是较唐、宋更为进步的一个事实。”[日]有高岩：《元代诉讼裁判制度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8辑(1981年)。 (20)杨一凡、曲英杰、宋国范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洪武法律典籍》，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9页。 (21)《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 (22)[明]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载《官箴书集成》第二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 (23)同注(22)。 (24)同注(22)。 (25)同注(22)。 (26)[明]吴遵：《初仕录》，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载《官箴书集成》第二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 (27)参见注(26)。 (28)《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29)同注(20)，第639页。 (30)《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越诉”条乾隆三十四年三月都察院条奏定例。清人吴坛在该例后以“谨按”形式加以说明：“以外省州县小民敢以户婚、田土细事来京控诉，必非安分之人，仅将原呈发还，无以示儆，拟于‘听其在地方官衙门告理’下，添入‘仍治以越诉之罪’一句”。[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马建石、杨育棠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3页。 (31)不著撰者：《治浙成规》卷八《严禁书差门丁传词坐承坐差等弊》，清道光十七年(1837)刊本。 (32)参见淡新档案，档案号22609-3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藏缩微胶卷。 (33)[清]田文镜：《钦定训饬州县规条·放告》，清光绪元年(1875)仲夏月湖南省荷花池书局刊行本。 (34)参见《福建省例》，台湾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97版，第971页。 (35)《清史稿》卷二九四《宪德传》。 (36)[清]汪辉祖：《佐治药言·息讼》，清同治十年(1871)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37)[清]包世臣：《齐民四术》，潘竟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1—252页。 (38)参见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册，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39)同注(31)，卷八《词状被告干证佥发差票、细心核删不许牵连妇女多人》。 (40)参见[清]樊增祥：《樊山政书》卷十一，针对陕西城固县、洛南县及山阳县等县令自理词讼月报清册的批复，清宣统二年(1910年)金陵刊本。 (41)同注(37)，第252—253页。 (42)《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台北考正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9—1660页。 (43)参见注(28)，第490—493页。 (44)参见[法]巩涛：《失礼的对话：清代的法律和习惯并未融汇成民法》，邓建鹏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清代偶有官员将叛逆案、人命案、盗劫案、乱伦案称为“繁剧”，将田债、房产、婚姻等民事案件称为“简凡”，这大致是从案件审理的难度及社会危害性两个标准划分，但此不常见。 (45)参见注③，第206—207页、第206页注释①。 (46)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绪论”第2—3页。 (47)比如，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762—1765)，巴县皂班、壮班争办差务引起争执，参见注(46)，第227页。具体研究，参见邓建鹏：《从陋规现象到法定收费：清代讼费转型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8)参见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0页。 (49)参见[清]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清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书局刊本。 (50)这方面的详细研究，参见邓建鹏：《清朝(状式条例)研究》，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 (51)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52)关于州县官员错判导致的惩罚，参见注(51)，第211页。 (53)[清]张五纬：《未能信录》，载《历代判例判牍》第九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4页。 (54)同注(37)，第252页。 (55)同注(40)，卷十二《批石泉县词讼册》。类似批评，见该书同卷《批宁羌州赵牧自理词讼月报清册》。 (56)参见不著撰者：《刑幕要略》，清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书局刊本；《招解说》，收录于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清]白云峰：《琴堂必读》，清道光二十年(1840)嘉平月镌、芸香馆藏板；[清]万维翰：《幕学举要》，清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书局刊本；[清]王又槐：《办案要略》，清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书局刊本。 (57)参见注(28)，第478页。 (58)[清]姚雨芗原纂、胡仰山增辑：《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影印版，第2945页。 (59)相关例证，参见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有学者从财政制约(官府客观能力有限)的角度分析了地方官员以健讼话语谴责、约束词讼当事人，对当时诉讼实况给予“同情之理解”，参见尤陈俊：《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健讼”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的角度切入》，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 (60)同注(28)，第479页。 (61)See Robert M. Marsh, “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 No. 2(September 2000), p.298. (62)参见注(28)，第579—602页。 (63)参见[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杜春和等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95—97、101、104、112页。 (64)同注(28)，第596页。 (65)对上述学者争论的简要概括，参见注(59)邓建鹏的研究。在该文中，笔者以黄岩诉讼档案为例探讨了州县官是否依法而判的问题。 (66)[清]方大湜：《平平言》卷二《本案用何律例须考究明白》，清光绪十八年(1892)资州官廨刊本。 (67)[明]觉非山人：《珥笔肯綮》，邱澎生点校，载《明代研究》第13期(2009年)。 (68)[清]吴炽昌：《续客窗闲话》卷三，载周红兴主编：《中国历代法制作品选读》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69)参见《纸上经纶》卷四，载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215页。 (70)[清]戴兆佳：《天台治略》，清康熙六十年(1721)作者“自序”，活版重刷本。 (71)参见[日]岸本美绪：《妻可卖否?——明清时代的卖妻、典妻习俗》，李季桦译，载陈秋坤、洪丽完主编：《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1600-1900)》，“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版；[美]苏成捷：《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林文凯译，载邱澎生等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王志强：《清代的丧娶、收继及其法律实践》，载氏著：《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2)当然，这种民事裁判方式并非在所有案件中得到贯彻。如前文所述，对许多纯粹的私人间钱财利益纷争案件而言，与其他官员一样，樊增祥有浓厚的抑讼趋势。同时，《樊山政书》记录的州县官员的一般裁判状况反映，“区分当事人的是非曲直以配置相应权利或义务”的情形并不常见。 (73)樊增祥司法经验及其裁判心得的集中体现，参见注(40)卷八《批临潼县李令禀》。 (74)同注(40)卷九《批邠州唐牧沛霖禀》。 (75)参见注(70)，卷二《一件逆禁主灭等事》。 (76)参见注(28)，第209—210页。 (77)参见注(28)，第481页。 (78)比如，与州县官员不同，同样是审理丧娶与收继婚案件，清代刑部尽可能事事依法而判。参见注(71)，王志强文。 (79)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80)参见注(79)，第186页。 (81)参见注(79)，第189页。 (82)同注(36)，《体俗问情》。 (83)参见注(71)，王志强文。刑部官员的这种裁判过程与州县官员有显著差异。 (84)同注(67)，第259页。 (85)[清]钟体志：《柴桑傭录》“例言”，清光绪十六年(1890)仲夏刊本，澡雪堂藏板。 (86)同注(28)，第127页。 (87)参见注(28)，第579—602页。 (88)参见注(78)，第95-96页。 (89)参见陈利：《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学：1784年“休斯女士号”冲突的个案研究》，邓建鹏、宋思妮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0)参见注⑨。 (91)参见邱澎生：《国法与帮规：清代前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决机制》，载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 (92)比如在张小也研究的清代坟山争讼中，当事人之所以京控并且案件得到皇帝重视，一是因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在刑部门前自刎身亡，词讼转化为人命案件；二是因为争讼标的为一片面积很大的山。参见注④。 (93)参见注(42)，第1857页。 (94)曹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载《中国法学》1984第2期。 (95)参见注②，第147、208页。 (96)参见巴县档案，档案号6-3-6164，四川省档案馆馆藏。 (97)参见胡旭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载《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8)同注(53)。 (99)同注(66)，卷三《勿忽细故》，清光绪十八年(1892)资州官廨刊本。 (100)参见苏亦工：《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101)同注(22)。 (102)参见邓建鹏：《清代民事起诉的方式》，载中国法律史学会编：《中国文化与法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3)上述类似表述，参见如下书籍所收录的状纸：同注(38)；王昭武收集、韦顺莉整理：《万承诉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4)参见邓建鹏：《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杜春和等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清]包世臣：《齐民四术》，潘竟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 [4][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5]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清]张五纬：《未能信录》，载《历代判例判牍》第九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7][清]方大湜：《平平言》，清光绪十八年资州官廨刊本。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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