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36 《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鲍宁 参加讨论
一 庙产兴学的空间基础与背景 1.清代北京城内寺庙的存在状况 寺庙在清代北京城中占据重要的空间地位，其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拥有丰富的庙产，为日后参与兴学奠定了空间和物质上的基础。清代北京城内寺庙主要在元明两代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关于清代北京城中寺庙的数量，据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绘成的《乾隆京城全图》统计，内外城庙宇共约1207处，“差不多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⑨。清代敕建寺庙数量减少，主要集中在皇城东西两侧，民间私建民庙增多，并呈现零碎化的分布趋势。总体来讲，内城北部、西部和南城是清代寺庙集中分布地带，内城庙宇比较集中的地段为“城市边缘、大面积水域周边以及城中非衙署、王府等建筑两侧”。外城东部多商业行会修建的庙宇，“西部则很大程度上沿袭前代的庙址”⑩。京城寺庙面积一般在数亩以上，所属房屋从几间到几十间不等，有些大庙拥有上百间房产及庙田庙地等。 京城寺庙承担着多样化的社会功能，清末寺庙世俗化特征的加强使其与城市公共生活产生更多的联系。寺庙是城市市民生活的信仰中心，虽无法严格划分寺庙信众分布的空间界线，但依影响范围不同，可将京城寺庙划分为全市型、区域型、社区型等类别。以城隍庙为例，作为城市守护神的空间载体，北京城中内城、外城及附郭之宛平、大兴建有多处城隍庙，形成区域范围的信仰空间(11)。位于内城西部成方街的都城隍庙自元代兴建起经明、清沿用，至改良前一直是全市范围的信仰中心(12)。清代北京城私修小庙数量增加，“当街庙”形成广泛分布的社区型信仰，“它们或依某条胡同合街公建，或为某一行业所修用来崇祀行业神和处理行业事务，庙宇的实用性被提到首位”(13)。除作为宗教机构外，寺庙还兼具集市(庙会)、会所、赈济机构、旅馆等多种社会功能，大量建筑使其具有了承担其他功能的可能，如外城龙泉寺有地55亩，房235间，是京城著名的宴游胜地(14)。一些寺庙以多余房屋从事停宿、旅榇等活动，据《朝市丛载》记载，清北京城内约有31座寺庙兼有旅店功能(15)。清代设有大量义塾、散馆作为民间教育的载体，寺庙为其提供了空间上的支持。诚如赵世瑜所言：“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寺庙则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寺庙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16) 清末随着王朝的衰败，京城寺庙逐渐呈现衰颓趋势，庚子之乱中许多寺庙建筑被毁坏，之后一些地方出现寺僧拆卖庙产等情况，部分寺庙无人管理，甚至沦为下层民众杂居或买卖的场所。随着社会形势的动荡，京城寺庙的传统祭祀功能在清末愈发衰弱，对寺庙进行整理并加以改造利用成为庙产兴学运动发起的基础。 2.传统学校分布基础及其近代转变 传统学校在清代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央层面，顺治元年(1644年)祭酒李若琳奏准在满洲八旗各寻一间空房立为书院，让八旗子弟就近上学，由此出现了以简单普及为需要而设立的八旗官学(17)。其后官学设置不断调整，至雍正五年(1727年)恢复每旗立学，确定每学学额一百名，拨官房一所，奠定了八旗官学基本随八旗分布的空间格局(18)。官学之外，另由觉罗学作为教育觉罗子弟的皇家书院，与官学相伴分布。宗学采取集中方式，分别在左右两翼官房设置。此外还有为贫穷八旗子弟设立的八旗义学、为教育上三旗包衣子弟设立的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为教育八旗蒙古官学生设立的蒙古官学、为教育宫内太监设立的长房官学等(19)。作为官方教育载体，八旗学校空间充足，设施优良，为其后期改造奠定了基础。八旗学校主体部分分布如图1所示。 地方教育方面，清代高级组织为书院，初级组织为义学和私塾。书院一般由地方官吏所建，义学包括绅民自建和官督绅办等形式，是为贫寒子弟而设立的早期慈善学校(20)。清代私塾可分为家塾、散馆和义塾三个主要类别，在北京内外城中均有广泛分布，且常借寺庙或宗族祠堂地方展开，是汉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 清末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一般以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作为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同文馆作为培养通晓外事人才的专门学堂在城内建立，同治五年(1866年)开设天文馆、算学馆，光绪三年(1877年)建成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物理实验室、星台等基础设施，逐渐从一所旧式官学发展为教授实用科学的学校(21)。此后，随着教会的支持及自身影响的不断扩大，北京城内教会学校逐步发展，对后期学校的广泛设立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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