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5 《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鲍宁 参加讨论
从图5可见，清末庙产学堂建设基本打破了清代及改良之初以内城为中心的学校格局，其空间分布开始趋向均衡。总体来讲，内城总量略多于外城，内城西部多于东部，外城中部多于两翼地区。官、公立学堂主要分布在内城，内城东部在改良初期由政府推动官学改良，是庙产学堂建设的主要区域，科举制度废除后，这一地区由于王府、官署、官学等分布较多，阻碍了寺庙的分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庙产学堂基本没有新增，成为分布相对稀疏的区域。而外城与内城西北部地区由于寺庙分布众多，伴随私塾改良运动的开展，大量依寺庙而建的私塾被改造为新式学堂，庙产学堂数量大幅上升。外城学堂建设由中部文化和商业繁荣地区向两翼扩散，外城第三、第四学区面积虽广，多有大型寺庙分布，但许多寺庙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捐款方式规避兴学。在早期佛教僧学堂带动下，一些道观、祠堂以及清真寺也开始参与学堂改造，并构成两翼地区庙产学堂的主要组成部分。 四 清末庙产学堂景观变化及其局限 1.庙产学堂景观变化及其影响 清末学堂建设带动了北京城传统空间的改造，促进城市文化景观的更新，新的景观和建筑进一步带动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推动城市文化的发展。学堂是清末城市生活的焦点，郁达夫曾描述学堂景观变化所引发的城市风潮：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69)。 清末学堂对寺庙空间的改造，可分为完全改造新建和依寺庙部分空间改造附设两种，前者学校景观基本替代寺庙景观，后者则新旧景观并存。完全改造的如崇实中学。崇实中学前身崇实馆于同治四年(1865年)由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创办，初租赁东总布胡同民房，后由长老会出资购买安定门内二条胡同民房，庚子事变校舍被毁后，崇实中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安定门三条胡同购置庙宇一座，改建二十余间教室、宿舍，后又添建盥漱室、沐浴室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筑楼房一所为宿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再建楼房一座为礼堂和教室，购置桌案书籍等物。之后，崇实购置附近民宅改建成运动场，学校房舍达到近百间。改造后学校的规模与昔日寺庙的差别很大，成为北京城内新式学堂的代表(70)。新的校舍带给学生全新的使用体验。萧乾自传中曾描述他就读崇实的感受：“这可是个新天地。课堂是在一幢五层的洋楼里。土台子换了带抽屉的小木桌。抬头是大玻璃窗，顶棚上吊着电灯，脚下踩着光滑的地板。”(71) 庙产学堂中更为常见的是部分改造，一些寺庙经改造后初具学堂规模。龙泉孤儿院小学堂的发展具有代表意义。如前文所述，龙泉寺早期为保护寺产设立僧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设孤儿院的同时正式改办私立小学，改办后对寺内空间的改造规模有所扩大，在北京总商会的资助下，先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在寺庙内建成房舍两处，包括教室、车间和可容纳百余人的宿舍。另以寺庙空地改建操场。据记载，在民初庙产兴学运动中，袁世凯曾因观看了孤儿们在操场上进行的体操表演而撤销没收整个龙泉寺庙产的想法(72)。民国年间，甘博编写《北京的社会调查》时，曾对龙泉孤儿院及小学的情况给予肯定：“这家孤儿院的开办很好地说明，即使用很少的开支和简单的设施，只要讲卫生，让孤儿们接受教育并得到技艺训练，就能够把事业办好。”(73)僧学堂中以寺庙部分房屋改建学堂的情形更为常见，如前述佛教公立民小学堂设在观音寺东院，同样以空地改办操场，该校于创校周年纪念日举办运动会，据记载有数百人冒雨参观(74)。学堂景观的变化也影响到寺内僧人，《顺天时报》记载有佛教公立民小学堂情况：“庙中因为设立学堂，僧人早晚出入，耳濡目染，都知道科学的好处，同在学校，智识增进，也都入文明界中。”(75)佛教总公所初等小学堂开学典礼后，照相馆老板王子贞给《京话日报》的来函生动地体现了学堂的设立带给士绅观念上的冲击：“看见觉先立学堂，我回到家中，就要剪辫子。”“我所羞愧的，在家人不如出家人。”(76)学堂对寺庙景观进行改造，以科学场所逐步取代传统信仰中心，也带动了周围以及城市市民观念的变化。 《北京的社会调查》曾简单总结清末庙产兴学的改造成果：“由于校舍缺乏，很多寺庙变成了小学，旧庙中的神像被新校的课桌、黑板所取代。”(77)然而，学校对寺庙景观的改造并非如此充分。整个王朝末期，体制完备的学堂仍属少数，庙产学堂中，除僧学堂采取附设方式外，一些改良私塾也存在新旧空间并存的情况。改良私塾审核标准中虽明确要求“校舍校具略备”，但实际认定中多以人数作为直接的判定标准，一般达到三十人以上即认定为改良小学。学堂内部寺庙与学校景观杂糅的情况十分常见，如萧乾记述他在民初就读尼姑庵私塾的状况：“每逢初一十五，庵里总挤满了烧香的善男信女。私塾设在大殿右侧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五十来个学生挤在一座座砖砌的小台子周围。墙壁中央上端挂了一张黑糊糊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拓像，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得朝它作上三揖。”(78)老舍更加形象地记载了道观中改良私塾的过渡景观： 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79)。 以黄布遮盖神像的做法在近代庙产学堂中极为常见，据生活在北京的老人介绍，真正大规模拆毁佛像的改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完成(80)。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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