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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6)


    3.简易学堂与社会教育
    普通教育之外,社会教育在清末开始受到重视,其载体可分为简易学堂和启蒙机构两类。寺庙作为广泛分布且人烟汇集的公共空间,符合社会教育普及的需要,为其推广提供了空间上的支持。教育普及需要一定社会基础,市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教育的条件都构成严重限制,如《京话日报》所言,新式教育普及的困难在于“读书的人,大半都是寒士……若是单单的一人去进学堂,把一家人口都不管,或是终年终日,长在学堂,没有营生的时候,这是断断不能通行的,所以从前书院,人都愿意去,因为有膏火的缘故,如今学堂,人多不愿意去,因为无膏火的缘故”(56)。简易学堂针对此种情况而产生,包括简易识字学塾、半日学堂、夜学堂等形式,以识字和讲授实用技能为主,专收“不识字者”(57),“半日就读,半日营生”(58),“地方借用庙宇,款项系募捐集成的,教习是师范学堂教习,轮流去教”(59)。清末还依寺庙开办了一些启蒙机构,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安定门内博济庵设立的日新阅报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护国寺设立的开智阅报社、公艺局设立的土地庙阅报社等(60)。一些僧人通过捐献房屋参与到社会教育当中,如京南开办官话字母义塾,“内中是一位僧人续瑞,他先捐了一所房子”(61),另有“续成和尚,愿捐房立讲报处”(62)。半日学堂与启蒙机构的设立在开通风气和带动后期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时人评论“此非教育,而教育之始基也,此与现行之教育必不相妨,而以相成也”(63)。
    4.僧学堂的进一步发展与推广
    僧学堂在科举废除后继续发展,逐渐向规模完备的正规学堂转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觉先在宣武门内象房桥东观音寺设立佛教公立民小学堂,“学堂设立在庙内东院,东院分南北两讲堂,北讲堂为初等科,南讲堂为高等科。初等科学生,约有二十多人,高等科学生,也约有二十多人,两共四十多人,一律不收学费。学科有国文、修身、伦理、历史、地理、算学、音乐、英文、体操等科,所聘教员,都是义务教习,稍有津贴”(64)。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龙泉寺成立龙泉孤儿院,同时兼设小学。私立龙泉孤儿院小学由僧学堂改为正式认定的普通小学并一直发展到民国时期。佛教之外,一些道教道士也投入到兴学活动当中,据《东方杂志》载,白云观方丈高仁侗、吕祖阁道士王崇明等以道观地方开办初等学堂,“组织颇称完善”(65)。回教方面,在王宽等民族教育家带动下,回教子弟以清真寺改建学堂,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起,先后在牛街、花市、教子胡同等教民稠密地区设立清真学塾,招收回教子弟百余名(66)。
     
    图2:清末各类学堂中庙产学堂建设情况比较(67)
    5.清末庙产兴学的空间成果
    伴随新式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学区划分、劝学员调查劝导等工作的展开,北京城内庙产学堂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图2为清末官、私立学堂利用庙产进行改造建设的情况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出,清末庙产兴学的开展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最早使用寺庙进行改造的为教会学校,之后是各类八旗学堂和公立学堂,私塾改良运动开始后,私立庙产学堂数量显著增加,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立案达到高潮。图3是清末各类学堂中庙产学堂总量的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出,私立庙产学堂比例最高,体现了私塾改良运动与庙产兴学之间的联系。公立庙产学堂中较大比例为回族依清真寺改办的清真学塾和公立小学,回族学堂的开办同时构成了图2中官、公立学堂在八旗学堂建设后宣统年间的小高潮。图4是庙产学堂中改造庙产类型的比较。图5是1912年前北京城内庙产学堂的总体分布状况。
    
    图3:清末各类学堂中庙产学堂总量比较
    
    图4:清末庙产兴学中改造庙产类型比较
    
    图5:清末庙产学堂分布图(68)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