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3 《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鲍宁 参加讨论
2.初期官立、公立庙产学堂建设 八旗官学在清代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其分布占据内城较大空间。随着清末封建体制的溃败，科举制度以及为其服务的八旗教育日益腐朽，据时人记述，京师八旗官学“年久废弛，徒存其名而已。八旗子弟亦无入官学者，学舍皆圮”(31)。尽管在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曾颁巨帑“兴工修复，规模一新”，但“宗学及觉罗等学，教习、学生，恒不到馆，虚应故事。八旗官学，于中西根柢之学，亦少讲求”(32)。清末在兴办新式教育的压力下，清政府自八旗官学入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翰林院侍读宝熙奏请设立宗室觉罗八旗联合中学，拉开了官学改革的序幕，八旗联合中学后升格为高等学堂，其他部分宗学、觉罗学和八旗官学依旧址改设八所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1904年)至三十一年(1905年)上半年，八旗都统衙门、内务府及蓝靛厂外火器营等先后设立初、高等小学堂28所，除少数沿用原八旗义学校舍外，大多择地新建，其中八旗第六高等小学堂设于西单西斜街宏庙，内务府第二、第四初等小学堂分别设于北池子云神庙和德外果子观内，左翼八旗第六、右翼八旗第六初等小学堂分别设于东直门内老君堂和南闹市口百户庙内，成为最早由官方设立的庙产学堂(33)。 八旗学堂改造带动了旗人思想的转变，一些上层旗人利用自身力量投入到新学建设当中。如肃亲王善耆以府邸改办和育女学堂，力图“树立教育王公等女眷之模范”，该学堂聘请日人为教习，分设小学科、中学科、特别科三类；满族遗孀慧仙临终捐赠遗产约五万两，委托内务府郎中诚璋在安定门内北锣鼓巷净土寺设立慧仙女工学堂，“诚璋多方经营，规模稍定时，皇太后特赐匾额一面，以赏赐慧仙女士功德”，学堂以织机科为主，另收普通学生(34)。清末报纸中常登载旗人为新学捐款的消息，部分贫苦旗人开始认识到近代教育的意义，把子孙送入新式学堂之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诚勤在大佛寺街九天雷祖庙内设立义务初等小学堂，成为最早的公立庙产学堂(35)。早期官立、公立庙产学堂多建于内城，尤以东部最为集中。 3.寺庙参与和僧学堂的设立 庙产兴学开始后，除废弃寺庙被利用与改造外，一些正在使用的寺庙也参与其中，黄运喜将寺庙参与兴学的方式归纳为如下类别：志愿捐输兴学，得官府表扬者；被迫提拨庙产兴学者；寺庙自行兴学，避免官府提拨庙产者；直接由官府提拨寺庙兴学者。其中，寺庙自行兴学又可分为兴办普通学堂、兴办僧学堂及僧侣投身办学等(36)。寺庙选择的差异与自身背景有关，同时也随所处形势和重要僧侣的活动而变化，龙泉寺及觉先和尚的活动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前文所述，外城龙泉寺庙产丰富，房屋众多，在京南一带具有很大影响，庙产兴学开始后，龙泉寺也被纳入改造范围，《京话日报》登载了当时的情况： 前经管学大臣商议，要把南下洼子龙泉寺，改为学堂。寺僧各处托情，暂且停办。这庙里的产业很多，僧人自己计算，要不想法子保护，恐怕难免叫学堂占用。因到学务处递呈，请设立僧侣学堂，订日本僧中岛作教习(37)。同年，《东方杂志》登载了一条相关的办学消息： 南下洼龙泉寺僧觉先，前曾随同日僧赴东游历，及回京师有志兴学，愿将该寺公款提拨二万金，创办普通学堂，禀由学务处批准开办(38)。 龙泉寺早期的做法是为了保护寺产而参与兴学，觉先是最早赴日学习的中国僧人之一，赴日游历的见闻使他产生了归国后兴办教育的想法(39)，而寺庙寻求保护的局面为他提供了兴学的时机，龙泉寺作为与觉先联系密切的寺庙，首先以捐款、兴办僧学堂等方式投入办学活动当中。 中岛裁之是最早在京兴办学堂的日本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与户部郎中廉泉、吴汝纶在外城前孙公园锡金会馆设立东文书社，取得很大反响，带动了日人在京设立学堂的风潮(40)。中岛出任龙泉寺教习是否具有传教意图尚不可知，但清末由于庙产兴学造成许多寺庙被提拨庙产，确实给予了日僧可乘之机。日本东本愿寺早在庙产兴学开始以前，即派遣日僧来华布教，之后光绪皇帝曾多次对其布教活动明令禁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庙产兴学兴起后，东本愿寺再次以庙产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诱导各地寺院僧侣，接受日本佛教保护，“如遇地方官或乡绅欲提拨寺款时，日本领事馆即出面交涉，犹如西方国家教士保护教民之模式”(41)。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江浙三十六寺投归其属下，京城寺庙也受到影响，《京话日报》记载了当时京城佛教界的一些活动： 南城外某寺的和尚，很想保护佛教，因有日本僧人，从旁劝导，指引他投名本愿寺(日本大庙)。这和尚心地还清楚，没有肯听，跟京官汪老爷商议，约会各庙的方丈，说明佛教衰败，总得想法子自保……和尚又说道，日本变法自强，僧人很有功劳，我们生在这个世界，能够作一点有益国家的事，性命都可看轻，何况这点庙产呢……(众位方丈)叮问的没了法子，这才逼出话来，说道，你这和尚，既是要救国，我们也不好不跟着走，但求官家认真保护，别叫小人来算计。我们情愿提一半庙产充公，帮助国家立学堂，你说好不好呢(42)。 上述记载反映了东本愿寺风潮对京城庙产兴学运动的影响及各庙方丈对新学、庙产、国家等问题的态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光绪帝下诏命令各省保护庙产，禁止提拨庙产兴办学堂，由佛教自行办学。同年九月，在觉先多方努力下，京师佛教界上呈学部，请求设立佛教学务总公所并参与兴办学堂事务： 僧觉先调查日本佛教，彼国佛教内所设各种学校，大学十数所，小学百数所。其僧侣皆博通群学，洞知时务。僧等既惭且愤，共同商酌，拟于北京设立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一区，于各省设立佛教学务公所各一区，由各寺主持公选有德之僧人一二人兴办学校事务，并请选派监督一人主持一切。将来办有端续，所设各种学校，不分僧俗，一率收纳(43)。 其后，京师佛教学务总公所“采得宣武门内西城根象来街路北官宅一所”，请求设立初等民小学堂(44)，并于十月十五日举行了开学典礼(45)。初等民小学堂的设立在京城社会中反响很大，但之后佛教学务总公所并未如设想般顺利推广僧学堂建设。缺少国家强制法令的推动，各处寺庙办学积极性大为减弱，佛教界办学进展趋于缓慢(46)。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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