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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5)


    三 庙产学堂建设的发展及其空间成果
    1.科举制度废除与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
    随着新式学堂的陆续建立,科举制度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首先指出改革科举对于教育建设的重要性:“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7)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改革科举作为重要内容被列入戊戌政令当中。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朝廷决定自明年始以中国及世界政治史事命题乡会试及岁科试策论,停用八股文,停止武生童试及武科乡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奏请求朝廷废除科举:“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8)。
    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贡生举子传统的入仕途径,新式学堂建设因此兴起新一轮热潮,新式教育行政机构也随之建立。清廷设立学部作为专管教育的中央机构。鉴于北京事关重要,学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成立京师督学局,作为专管北京教育的行政机构,京城内外,除学部直辖的学堂外,无论官、公、私立学堂,统归督学局立案管理,八旗学堂亦归其管辖(49)。十二月,京师督学局创设劝学所,负责推广初等教育,同时将京城进行学区划分,分置劝学员负责区内教育事务。学区的设置一方面作为行政管理单元,有利于京师督学局—劝学所—劝学员这种层级管理结构的分区配置,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区域划分,也有利于对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与控制。以学区制度为基础开展的寺庙改造、私塾改良等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2.以改良私塾为核心的私立庙产学堂建设
    除利用寺庙空间新建的八旗学堂与僧学堂外,伴随私塾改良运动而开展的对寺庙中原有义塾、私塾的改造,构成了清末庙产学堂建设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劝学所成立后,首先承担了私塾改良的任务。
    北京城的私塾改良工作以学区为单位,正式展开私塾调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京师劝学所通知各区劝学员,调查私塾须将各塾教授方法及教科用书详细录入劝学日记,以凭月终汇齐送局酌定办法”(50)。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劝学所再次“通告各私塾教师各将本塾梗概(地址)(名称)(功课)(学生名数)赴所隶之学区办事处详细呈报,以凭劝学员调查,如有教法不善之处,经劝学员查明指示,务当遵照部定章程从速改良,以期无误受学之子弟”(51)。五月,劝学所议定“将内外城各学区所有私塾一律调查,择其最优或优等者认为私立小学堂,其教法可望改良者,准其力图改良,其文理教法均未合格并无改良之资格者,即照会警厅饬令解散”(52)。私塾改良运动由此达到第一次高潮(53)。据记载,截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学期,北京内外城共有改良私塾42处,下学期增至89处(54)。通过对《京师改良私塾一览表》等资料进行统计,可落实到具体寺庙位置的改良私塾在清末约有30余处,占这一时期私立庙产小学堂总数的近半数(55),在改良私塾中也占据很大比例。如前文所述,传统私塾中散馆与义塾两个类别多依寺庙而设立,劝学所改良时主要劝导塾师在私塾原址进行改造,寺庙仍是改良私塾的主要载体,这是改良私塾与庙产学堂互为联系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