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8 《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翁有为 参加讨论
吴与陈相识后不久,即表对陈的学问与人品极感钦佩,两人成为密友。3月2日,吴宓在哈佛中国学生会曾作一讲演,陈寅恪为吴的此讲演稿《红楼梦新谈》题诗一首,于3月26日相赠,吴宓在陈赠诗的当天日记中极赞陈的才学与品行,谓“新得此友,殊自得也”①。此时,陈“时常拜访吴”②,两人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不过,陈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应态度不如吴激烈。 吴宓在1919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对傅斯年等创办的《新潮》杂志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他斥道:“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③吴宓所以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其动因之一,即是“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事业”④。在吴宓看来,《新潮》的创办人是“狂徒”,而且这些狂徒使少年学子“纷纷风向”⑤,危害了自己专欲从事的文学志业。 1919年12月13日午时,陈寅恪至吴宓处,两人“所谈甚多”,吴宓在记陈所谈的主要几个方面后发感想谓:“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得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吴宓所说的“今之盛倡白话文者”,当指胡适、陈独秀等人,自然也包括办《新潮》的傅斯年等人;而其所说的“通人”、“明眼人”,自然包括他自己在内。在他看来,陈寅恪更是“通人”和“明眼人”。由此可推证当时陈寅恪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及胡适等人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的有关自传性材料中说自己“对胡适也骂过”,陈骂胡应主要是这一时期。吴宓对新文学运动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他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倒行逆施”。“‘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不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吴的批评十分辛辣入木。 吴宓所以反对“新文学”,除了他以固有文学为志业而与新文化对立之原因外,还在于他认为新文学是乱国、亡国之学,责任所使,不能不反对。他日记中说:“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自希腊以来,已数数见,在中国昔时亦然。”他认为,“‘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⑥。 1920年2月12日吴宓日记载:“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⑦陈、吴二人立场大致相同。同年4月19日,吴宓在日记中将新文学运动称为“文化运动”,认为“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劫运。”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湮丧”⑧。由于吴宓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国内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状况对吴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于同年5月1日日记道:“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宓将来至京,未知能否容身。”⑨1920年10月26日晚,吴宓阅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寄至的《教育丛刊》,读后批判道:“粗鄙卑陋,见之气尽。而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学生之所陈说,无非杜威之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戾恣睢之气。呜呼,今国中教育界情形,一至于此,茫茫前途,我忧何极?”⑩同年11月30日,即将归国的吴宓拜访其师巴壁德,巴期盼吴宓归国后致力于中国本土之学的研究,受此激励,吴宓决定以国学研究为己任(11)。吴1921年归国前后作《论新文化运动》及《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君昌渭》等文,公开批判新文化运动(12)。 可以说,吴宓大致在1919年至1921年间,即形成了与胡适、傅斯年等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对立的鲜明立场,并确定了归国后宣扬国学并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生目标。吴宓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固然有其个人成长因素的作用,而其最佩服的密友陈寅恪及其业师白壁德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而吴宓当时对国际和国内“过激派”的认识,是其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思想基础。他于1919年3月27日所写的日记,透露了他内心反对“过激派”的复杂心理:一是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及国际社会是“扰攘争夺”、“人心思动”、“世无宁日”,而其原因是起自“卢梭之徒”的“妄倡邪说”之号召与鼓动而成为“潮流”,由此“而乱遂不可止”(13)。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变动是吴宓所反对的。二是在他看来,19世纪国际帝国主义的极端激烈的竞争加剧了欧洲各国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即为欧洲各国解决其国内矛盾和国际竞争的病体“疮口”之溃裂,而俄国布尔什维克暴力革命则是“疮口”溃裂的结果,俄国式的“过激派”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势力,是“今之大患”(14)。三是在他看来,近代的法国大革命、俄国“过激派”革命、中国的护法运动,在性质上只是一种叛乱,是一种“取而代之”、“你不得吃,让我来吃”式的“率兽食人、争夺扰攘、杀人放火之行为”,如中国效法此种激派革命,后果“何堪设想”(15)。 这一时期,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并未接触,吴与胡的对立是学术思想的对立,主要反映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学(传统文化)和如果对待新文学(新文化)的态度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③④⑥⑦⑧⑨⑩(11)(12)《吴宓日记》第2册,第20、90～91、91、115、129、154、161、188～189、196、224～225页。 ②卞僧惠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5页。 ⑤《新潮》主要创办人傅斯年撰写《怎样做白话文》专文鼓吹白话文,对傅来说,白话文只是革新运动的新形式和新工具,其目的是通过白话文宣传新思想、新文艺和新道德,进行社会改造。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136页。 (13)(14)(15)《吴宓日记》第2册,第22、22～23、23～24页。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
- 下一篇：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集市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