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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7)


    
    四、结语 
    学界熟知陈寅恪关于“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治学理念,其实这一理念也是吴宓的思想理念。吴陈从在哈弗留学起两人思想就相互交流和影响,后两人同在清华任教,抗战开始后又同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可以说思想体系是一致的,甚至有时是两人共同约定的。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进入北京之前,吴宓于1927年4月3日记云:“近倾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每月期得100或120元,寓中用度,至极节缩,得此亦足,庶于处大节无伤,亦可独立自全也。”①吴宓此时考虑的是如何“于处大节无伤,亦可独立自全”的事情。王国维自沉后,吴宓在同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特有大小轻重之别。”②吴宓把自己、陈寅恪和王国维联系起来,强调的是殉道精神。所谓殉道精神,也就是“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人格追求。吴宓在同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记云:“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③吴宓与陈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国民党当政后,吴陈二人与国民党保持了一定距离。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国民党当局是想把在清华的陈寅恪带到台湾的,吴宓也是国民党拉拢的对象之一,但此二人拒绝跟随国民党到台,他们企图隐居在中国的南方边远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希望以此能坚守自己独立与自由之“节”。 
        胡适与傅斯年在治学倾向与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与吴陈有很大差距。但就其精神人格而言,仍然追求的是独立与自由。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④。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胡适就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呼吁改造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胡适仍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国民党的统治形式与治理形式提出了直率而尖锐的批评,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胡适由原来的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猛烈批评国民党,逐步转到与国民党合作的立场上。胡适的转变,与当时的中国面临的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有关,而胡适的亲密弟子傅斯年与国民党的合作对胡的转变也不无影响。傅于1920年代后期由德留学回国后即服务于国民党的教育与学术部门,并因其才干和人脉关系而深受重用。胡、傅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是有条件的服务与合作,如胡曾于抗战非常时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傅斯年先后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到台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但在胡傅二人看来,他们的这些职务都不是在政府做官,是他们能够接受的社会公共服务职务,“不在政府做官”是他们所坚持的自由主义的一种要求或信守。傅称“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⑤。当蒋介石邀傅斯年任国民政府委员时,傅辞称“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⑥。傅不仅自己不到国民政府做官,并力劝胡适也不要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等职务。因为在胡傅看来,一入政府,自己对政府监督、批评的作用和立场全就失去了,他们有意与国民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与吴宓和陈寅恪两人的态度虽不尽一致,却又有相似之处。虽然自由主义派持“新文化”的立场而与传统文化派在文化选择上呈对立之势,但两者的立身处世理念及其处理自身与政治的关系,又往往有其相近和相通之处,此点是颇可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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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吴宓日记》第3册,第327、355、363页。 
    ④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⑤⑥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27、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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