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2 《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翁有为 参加讨论
三、在西南联大及居留南方时期 吴宓在西南联大时,胡适已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开辟外交工作。尽管胡适远在海外,吴宓仍时常感到胡适的影子。吴宓1938年10月5日记他的清华及哈佛同学汤用彤被举为教授会主席、现任哲学系主席,兼研究院主任,说汤“继胡适也”,含指汤胡之间的特别关系;并说“彤最私宠者为容肇祖。容之粗率幼稚,无学无识,令人惊异。且终日动转喧哗,不能安坐。徒以能为胡适所赏拔,故得厕任副教授。呜呼,今之联大,亦所谓羞朝廷而轻当世之士者矣”①。容氏研究民俗学,颇有成就,因容出身北大哲学系,与胡适自然有师生关系,吴宓将容与胡适联系起来甚至对容不满也就不难理解。 吴宓有意识地摆脱胡适势力的压抑,后离开西南联大这一学术中心,转教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可以说,吴宓自己放逐自己、边缘自己。 当然,在吴宓看来,其离开西南联大,还有与胡适学术思想倾向相近的其他新文化派学者压力的缘由。1943年6月30日日记云:“7:30～10:20云大客厅赴中国文化讲谈会……姜寅清主席。沈有鼎讲《大学》。宓最后被请略发言。而如闻一多自诩用anthropology(人类学)治中国古籍,觉中国古圣贤之文化实甚primitive(原始的)……《四书》《五经》实极浅俚……又曰,予治中国古学,然深信其毫无价值……又如雷海宗则谓《大学》是道家之书,而周、秦时代之道家……神道设教,不脱迷信。”吴宓在日记中大发感慨:“呜呼,今清华有力之名教授,皆如闻、雷二君(其他后进之教授,由彼等选拔聘用)……清华及联大固‘世犹视此硕果尊’者也。岂不哀哉!”②闻一多是五四新文化的坚定捍卫者,虽然最后在政治上的选择与胡适不同,但对新文化的信奉态度与胡是一致的。闻一多的激进认识在吴宓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自己力单势薄又无力抵抗。吴宓认为,陈寅恪等同道离开联大即是为胡适、闻一多新文化派所迫,自己是只身“虱彼群中”③。其孤单与压力感乃透于言中。1943年8月15日吴宓知陈寅恪“携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受此影响,吴宓“痛感”在联大所受“经济、精神种种艰迫,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共事共学”④。此处所谓“精神”方面的艰迫,当包括其“虱彼群中”的感触。1944年1月17日,吴赴联大宴,“席间诸人盛道新文学,而指宓为守旧。宓默不一言,极深厌世离群之感”⑤。这诸人中没有看到胡适的影子,但吴仍能感受到新文化派的压力。1944年5月4日,联大因五四放假,又勾起了吴宓对提倡新文化的胡适的反感,“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⑥。1944年7月7日,吴宓赴中西哲学名著编译会宴请,席间得知“罗常培等赴美讲学”,吴宓即判断“当由胡适援荐”⑦。7月10日吴宓参加讨论教育部颁课目表会议,会上“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会后宴请,“宓因闻一多等暴厉之言行,心中深为痛愤……故以酒浇愁,痛饮多杯……遂致大醉,为三年来所未有”⑧。大致二个月后,9月23日,吴宓离开西南联大,乘车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中央大学讲学,从此离开了联大。 到成都后,吴与陈寅恪、李思纯、蒙文通、钱穆、萧公权等志趣相投者相交游,并对病中的陈寅恪多有看护与陪谈。1945年9月16日,吴宓访陈寅恪,关于陈寅恪在中央研究院的薪俸问题,陈夫人唐筼“述傅斯年来函之薄情无礼”⑨。9月25日吴宓听到同事讲到教育部欲扩充北大,“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大为感叹:“细思中西古今政治文学往史,大率守道从真,博学雄文者,其流辈莫不失败困穷。而诡辩纵横,功利营谋者,往往成巨功、享大名,为当世所尊崇,极人间之荣贵。今胡适等愈登盛显,而吾侪乃益销沉沦落。二十五年以来,此两派之盛衰适成反比例。而中国之文教学德乃全澌灭毁弃,而无人能道及或追惜者矣”⑩。1946年7月31日,吴宓在日记中云:“报载胡适至平宣言,仍主白话,而以骕(胡先骕)撰《大公报》社论,中有五六十句白话,引为最得意之事云云。”(11)但吴宓对此事未加评论。1946年10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又记云:“胡适在平演说,欲以推行白话为改进教育之方云云。”(12) 此时,吴宓已到武汉大学授课,但他对胡适有关白话文的主张仍十分关注,不过并没有如以往那样的抨击言词,似乎暗示吴宓对胡适的态度有所缓和。1948年10月4日胡适到武汉大学讲学,吴宓在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吴胡二人交往中颇值得注意的一幕。吴宓日记云:“正午,赴校约,随众主要职员、教员、在会议厅款待胡适、李济陪宴,酬酢,饮酒甚多。胡、李对宓,交际欢洽。胡与宓叙年庚。又谈关于《石头记》之新发现。(1)为震钧之弟之诗文集已全出。(2)为戚蓼生之身世已大白。云云。在系中略息。下午2:30-5:00在大礼堂陪聆胡适、李济二君演讲”。(13)此时,国民党正在迅速失去对大陆的统治,未来政局如何,吴胡二人固然不可能完全明了,但如此重要大事二人不可能不加考虑。在此氛围下,二人之间的纠结似反而退为其次了,两人都表现出了相互接近的宽容心情,但这是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见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吴宓日记》第6册,第35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吴宓日记》第9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64、64、97、191、255、289、291页。 ⑨《吴宓日记》第9册,第506页。因抗战时期陈寅恪由香港回内地后未能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驻地李庄任专任研究员而先后滞留桂林与成都高校就教,引发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不满,两人的友好和相互欣赏的关系受到冲击。可参见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⑩《吴宓日记》第9册,第512页。 (11)(12)(13)《吴宓日记》第10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5、149、442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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