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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十年间(1912-1921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开始失落,儒学价值体系走向解体。面对儒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重建儒学价值观。康有为延续了清末尊孔思想的主张,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尝试将儒学宗教化付诸实践;梁漱溟则从学术思想领域出发,围绕儒家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重建儒家人生哲学,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的复兴道路。他们对传统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和新追求,既有相似的立场,又有明显的分歧,呈现了儒学在此期间复杂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康有为;宗教儒学;梁漱溟;文化儒学;辛亥革命;儒学价值观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无论是意识形态功能还是教化功能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在近代中国,儒学的普适性受到了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的挑战和中国传统社会解构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辛亥革命后十年间(1912-1921年),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儒学价值观在传统社会中的权威地位,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的急速变迁,失去了原有的制度保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更使儒学价值体系遭到了空前的批判,李大钊直指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和“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①,陈独秀揭露孔教为“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②。他们引进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积极宣扬民主与科学,使得儒学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达到尖锐对立的程度,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危机和价值失序现象。面对儒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重建儒学价值观。以康有为的宗教路向和梁漱溟的学术路向为代表,形成了儒学价值重建的两条不同路向,凸显了儒学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变化的新特点,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对儒学新形态的探索。正是通过这两条路向、两种儒学新形态的比较与选择,确立了儒学在20世纪开展的合理方向。 
    一、康有为与孔教:重建儒学价值观的宗教路向 
    康有为儒学宗教化思想萌芽于19世纪末。1885年,他在《教学通义》中将“教”与“学”相区分,指出:“教,言德行遍天下之民者也;学,兼道艺登于士者也。”③通过这种区分,初步确定了教化的基本内容与施行范围。他提出:“自黄帝制舟车,制文字,即有以教民,旁行四海,民服其教。帝舜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盖忧天下民之不教,故命司徒总领敷教之事。既曰‘敬敷’,则必有章程行其敷教之法,必有官属宣其敷教之言,必有堂室以为敷教之地,然后能遍于天下之民。”④1886年,他在《康子内外篇·性学篇》中,正式提出“孔教”概念并明确以阴教与阳教两种类型来说明儒学具有宗教性。他指出:“余谓教有二而已。其立国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士、农、工、商之业,鬼、神、巫、祝之俗,诗、书、礼、乐之教,蔬、果、鱼、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传也。凡地球内之国,靡能外之。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祖,绝四民之业,拒四术之学,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稣、马哈麻、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圣人之教,顺人之情,阳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阴教也。故曰:理惟有阴阳而已。”⑤而在《孔子改制考》中,他从理论上对孔教体系进行系统性论证与建构,在《儒教为孔子所创考》、《孔子为制法之王考》、《孔子创儒教改制考》、《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等篇中,彻底将孔子树立为创立孔教、阐发教义和改制立法的教主。1898年6月,公车上书之后不久,他又试图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实现孔教的合法性,多次明确其“保教办案,亦在于变法”⑥的态度。在给光绪帝的奏折《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具体地提出了创立孔教会,实行治教分途、政教分离的主张。他指出:“夫举中国人皆孔教也,将欲令治教分途,莫若专职业以保守之,令官立教部,而地方立教会焉。首宜定制,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诚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以孔子配天,听人民男女皆祀谒之,释菜奉花,必默诵圣经。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以七日休息,宣讲圣经,男女皆听。”⑦总而言之,19世纪末康有为提出孔教思想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针对当时各地频发的教案提出孔教是宗教,以与西方宗教相抗衡;二是为变法改制奠定理论基础,以推进维新变法运动。由于时局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因而后者成为当时康有为孔教思想中最为凸显或最主要的内容。在他看来,一旦政治改革成功,孔教自然成为制度改革后的理论基础,即确立其自身合法性。因此,这一时期康有为的文化改造和政治意图是相吻合的。相比之下,他对孔教是否具有宗教性的论证,孔教与国家的关系,孔教如何实现组织化、体系化和参与政治活动等,并没有作过多的说明。而这些内容,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对孔教制度化的进一步思考中,才凸显和反映出来的。 
     
        【作者简介】薛子燕,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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