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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5)


    首先,针对新文化运动对礼教与专制制度的关联性进行的猛烈抨击,梁漱溟区分了儒学教条主义与儒学真精神,指明孔子思想中的真精神是“全整的人生思想”(30)。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历来都没有受到重视和阐发,才会致使儒学价值长期靠外在的礼法传统来维持,遂导致了孔子精神的扭曲和僵化。又因中国人总持一种容忍的态度,所以古代制度始终都没有发生大的变革,导致礼法成为一种固化的教条,压抑了人的个性伸展。他认为,汉代定儒学于一尊,当时传经者对孔子的人生生活关注不多。宋代的儒学,“对于孔家的人生确是想法去寻的,所寻得者且不论他是与不是,即此想法去寻,也已经是千年来未有的创举了”(31)。直到明代,王阳明讲“致良知”,泰州学派王艮倡“格物说”,才使得孔子的人生态度得以凸显,其精神对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等影响甚深。近代康有为、梁启超,其思想尽管表现出了一种人生态度,“而假借孔经,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欢迎了反乎孔子的人生态度思想进来”(32)。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的人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却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他说:“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33)梁漱溟认为,儒学作为面向人生的学问,不能仅从外在形式上讲,而要归结于人的内在世界、生命体验和人生态度,需要用直觉加以把握。具体而言,“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34)。仁是一种体验、一种情感,又不仅仅是体验和情感。他说:“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我且说为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的一个状态,似乎可以分为两条件:(一)寂——像是顶平静而默默生息的样子;(二)感——最敏锐而易感且很强。”(35)“寂”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即生命本体,“感”就是生命本体的感通与流行。作为直觉的“仁”,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兼备体用的仁,即仁心;一层是作为用的仁,即体验与情感。他们的关系表现为“心乱则直觉钝,而敏锐直觉都生于心静时”(36)。总之,仁就是要求一种“生活的恰好”。所谓“‘生活的恰好’不在拘定客观一理去循守而在自然的无不中节”(37),是最自然、最合宇宙变化的天理流行。他特别强调:“天理不是认定的一个客观道理,如臣当忠,子当孝之类;是我自己生命自然变化流行之理,私心人欲不一定是那个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38)他进而指出,能够使社会上的人都达到仁的境界,过一种仁的生活,一是靠孝悌,二是靠礼乐。孝悌是“孔教唯一的提倡”,提倡人过一种富有情感的生活。礼乐是“孔教唯一的作法”,“是专门作用于情感的;他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的真生命”(39)。这里的孔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礼乐之教,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形式和标准,具有似宗教而非宗教的性质和形上的超越性,“不但使人富于情感,尤特别使人情感调和得中”(40)。梁漱溟的人生哲学,“所强调的是对于人生和生活的自觉,是对于自我生命的把握和对于他人生命的尊重,也就是为人生提供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理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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