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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4)


    二、梁漱溟与文化儒学:重建儒学价值观的学术路向 
    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的失败,表明其儒学宗教化的思想与实践并没有取得成功。在这之后,梁漱溟从学术思想领域出发,转换近代儒学价值观的问题视角,沿着文化儒学的方向开辟了重建儒学价值的另一路向。 
    梁漱溟对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持一种反对态度,并从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宗教态度出发提出批评。从政治立场来看,与康有为始终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反对民主革命和共和制度的政治立场不同,梁漱溟不仅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还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他早年加入京津同盟会,从事革命组织和策划活动,后又担任《民国报》的编辑和外勤记者,积极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将革命视为一场“政治改造运动”(23)。他虽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否认共和制度的合理性,而是着力于思考共和制度背后的西方民主精神传统是否适合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如何在中国长久地存在下去,中国文化传统中原有的生活“习惯”、“样法”如何接引现代民主制度。他认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袁世凯复辟的闹剧以及民初军阀互争的混乱现实,表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环境下立足的困难性,其原因“在于中国一般国民始终不能克服这梗阻,而所以不能克服梗阻的缘故,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24)。他所思考的儒学价值观重建,既试图让儒学能够从新的政治制度中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重视儒学与西方化的态度之间的互补。如果说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在于重建意识形态,那么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则在于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 
    梁漱溟反对把儒学宗教化,认为孔教是宗教的说法站不住脚。他指出,判断儒学是不是宗教,首先要看宗教是什么,其标准要看构成宗教的共同必要条件是什么,儒学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在他看来,宗教所以为宗教有两个共同必要条件:一是“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25),这是指宗教的作用在于使人从内心里得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能够使生活得以维持而不致溃裂横决;二是“超绝于知识的事物”(26),这是指宗教的本质在于不能作为外界知识加以解释,不能以感觉或理智来认识。构成宗教的这两个共同必要条件,一个是对人的情志而言,一个是对人的知识而言,它们间的关系为一事的两面,即“为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其事尽有,然不走超绝于知识一条路则不算宗教;反之单是于知识为超外而不去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者亦不是宗教。必‘走超绝于知识的一条路以谋情志方面之勖勉’之一事乃为宗教”(27)。据此,梁漱溟认为,儒学在性质上“似宗教而非宗教”,在功用上“凡宗教效用,他无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谬不通种种毛病,他都没有,此其高明过人远矣”(28)。因而,他指出:“孔家是否宗教之所以聚讼未决,正以他不甚合我们所说的,才招致人家疑问。换句话说,如果孔家亦合乎这结论,就不致聚讼不决了。”(29)他认为,孔教显然不能算作是宗教,却比宗教具备更高的精神境界,发挥着更广泛的影响力。 
    正是这样,梁漱溟对儒学发展道路作出了不同于康有为的思考。他所开辟的儒学价值观重建的学术路向,是指他将儒学价值的讨论域,回归到人生哲学和东西文化问题上,沿着文化儒学的方向探求中国文化的复兴道路。这一路向的开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转向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价值的批判,他个人思想发生由佛入儒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对他的文化儒学研究影响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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