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3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 薛子燕 参加讨论
三、评价、比较与反思 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与梁漱溟的儒学学术化两条路向,呈现出前后相续的历史逻辑。他们所开辟的近代儒学价值重建的道路,对儒学观念的更新与价值体系的现代建构,具有一定思想史意义。 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的努力与实践,虽以挽救礼俗人心为目的,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其实质在于重建一种政治儒学,因而其思想方向与实际运作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的恢复帝制复辟运动紧密相连。他倡导孔教的方式,“不论是在清朝末年或是民国初年,他不从劝说、信仰与热情着手,却争取政府的认可”(51)。新文化派正是抓住了这一要害,抨击孔教以宗教形式参与共和建制,不仅对于制度本身不相适宜,而且儒学价值本身已经被分化,不再具备成为统一意识形态的条件,若过分地与政治现实纠结在一起,并不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这也表明了孔教在新制度中失去了整合社会全体的功能,必然伴随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的破产而最终走向失败。 梁漱溟的儒学学术化路向的开辟,分析了康有为儒学宗教化失败的原因,针对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政治和思想状况,以文化多元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寻求儒学现代化的途径。在文化观上,他回击了西化派对儒学的质疑与否定,从理论上发展了儒学价值的近代新形态——文化儒学(52)的基本思路;从思想方法上,他主要吸收了佛教唯识学和西方生命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与中国传统儒学资源结合,形成了儒家人生哲学的思想框架;在时代性上,他立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反省审视西方文明的矛盾与弊端,提出儒学复兴,以儒家文化对于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矛盾和弊端进行补救。这些都为儒学价值观重建奠定了基础,开辟了空间。 康有为与梁漱溟对传统儒学价值观的新理解和新追求,既有相似的立场,又有明显的分歧。他们重建儒学价值观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他们都强调儒家文化的整体性。无论是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还是梁漱溟的儒学学术化,都是从儒学的文化整体性出发,目的是重建一种现代性新儒学。这种全盘式的思考倾向导致了他们不仅在功能上认可儒学具有一种全能性,也决定了他们在文化立场上认为传统与现代具有一种不可割裂的历史性。其二,他们都兼顾儒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力图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康有为与梁漱溟对儒学的肯定和阐扬,都是为了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型,使儒学在不失去其精神内核和特质的同时,成为能够被新社会需要和认可的文化价值。其三,他们都致力于儒学价值失去旧制度载体之后的安顿落实问题。他们的儒学价值观重建本质上是一种旧价值体系解体之后的文化自救,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消除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感,挽救思想界的迷茫与失序,为中国人寻找精神世界的信仰依托。因此,思考儒学价值观的新载体和新的实现途径,成为他们重建儒学价值观的主要任务。 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思想背景和个人经历体验,他们二人的思路又表现出了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一,理解儒家文化整体性的视角不同。康有为所探讨的儒学价值观重建,凸显了儒学观念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儒学定位在为近代民族国家提供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上,因此他总是试图从政治制度层面为儒学寻求一个合适的载体,他所理解的文化整体性是从文化的功能上体现的。梁漱溟所探讨的儒学价值观重建,主要集中在东西文化的关系,即东方文化与现代化或儒家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上,因此他所努力的方向是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层面为儒学价值观寻求新的形上基础,他所诠释的文化整体性是从文化的属性上体现的。其二,实现儒学价值观时代性的立场不同。康有为更多坚持历史文化价值不容否定、不应忽视、不可取代的理论主张,虽然其孔教思想否定古文经学的价值具有颠覆性,其目的却是维持民族文化传统,重建一种一元论的儒学价值体系。而梁漱溟更多地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他既不赞成彻底的古化,也不赞成完全西化,而是在追求儒学文化本位的同时,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起沟通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桥梁。“他的以民族生活为单位的文化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总体文化,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文化,因为他的以民族生活为单位的文化所要解决的不是个别民族的生存问题,而是世界文明的总体问题。”(53)其三,落实儒学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借助儒学超越性的宗教色彩与宗教世俗化的需要,寻求新制度的认可与接纳,却最终成为旧势力和军阀利用的工具。这表明了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儒学价值观会自然失去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生存土壤,也不可能再成为独尊的道德权威标准,而只能作为指导个人行为、调节社会利益的价值存在。梁漱溟认识到,儒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承担形式,有其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他关于东西文化价值的思考,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转换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解释系统。他所建构的文化儒学思路很好地说明:“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文化交流,按照本民族的现时需要,借助其他民族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达到世界同时代的思维水平。但是,任何民族又都不可能完全照搬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它总是依靠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选择地吸取、改造其他民族的思维框架,使它变形,赋予新的含义,以便适合本民族的思维传统和现实需要。”(54)后来的历史证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正是沿着后者的思路开辟出了儒学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对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和梁漱溟的儒学学术化路向的考察和比较,一方面清晰地呈现出儒学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政治儒学与文化儒学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产生的理论渊源及形态演变。这些都说明了,反思政治儒学重建的困难性和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儒学对现实的文化批判功能,还有进一步深入发掘的理论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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