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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吃菜事魔”(3)


    朱熹对天理、人欲的界说更能体现其道德本位主义的价值理念。天理指的是作为最高精神本体,理体现在社会之中,便是伦常原则。相反,人欲则是指与天理不能兼容的、破坏社会等级秩序的物质欲求。天理、人欲之辨的具体标准就是在于是否循照纲常行事,三纲五常是决定国家社会治乱的根本条法。“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⑩理欲之辨成为评判现实政治治乱与审视社会历史盛衰的尺度。社会上的任何人无一例外地均须从履行道德规范的具体条目上,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上处处辨别天理、人欲。政治人物尤其需要实行理欲之辨,因为“人自有生而有血气之身,则不能无气质之偏以拘之于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于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帝王亦可能沾有“气质之偏”,更不能避免“物欲之私”的遮蔽,所以,扬理抑欲的努力当在必为之列。而且,执政者的地位与作用是如此的尊崇和重要,“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理欲之辨就是要求帝王“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戊中延和奏札五》。)这样,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亡全存于执政者的道德修养之中,统治者臻于尽善尽美的道德素质能够转化为无穷无尽的政治力量,将国家推上一条完全体现“天理之公”的“德溥而化”的坦途。 
    我们可以将朱熹围绕“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辨而展开的论证与南宋吃菜事魔教派所隐含的摩尼教教理作一番简略的比较。“其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以主其教,大要在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11)摩尼教认为,明界由五种光明要素构成,首领是大明尊(father of greatness,或者father of light)。暗界居住着五类恶魔,当黑暗魔王来到明、暗交界处,引发了对明界的贪欲后,便率领众魔侵入明界。大明尊召唤出他本身的放射物来抵御恶魔。第一次召唤,大明尊召唤出善母(mother of life),善母又召唤出她的先意(primal man),先意则召唤出他的五个儿子五明子(five light elements):清净气、妙风、明力、妙水、妙火。然而,先意惨遭失败,光明分子则遭到囚禁。大明尊遂作出第二次召唤,召出光明之友(乐明佛,friend of lights),光明之友再召唤出大般(great ban),大般再唤出净风(living spirit)。大明尊为光明分子得到彻底的解放,进行了第三次召唤,召唤出第三使(日光佛,third messenger),第三使又召唤了电光佛(明女,maiden of light)。他们显现童男童女的妙相,使五类恶魔身上吸收的光明分子射泄出来,掉在地上变成各种动植物。随后魔王命一对暗魔吞食从他身上射泄出来的具有光明分子的物质,这对暗魔交配,生下一男一女,就是亚当、夏娃,其形貌类似第三使和电光佛。亚当与夏娃结合后所生育的后代便是人类,而人体中的光明分子则形成了灵魂。由贪欲、仇恨等构成的肉体始终禁锢着由光明分子构成的灵魂,因此拯救光明分子(灵魂)便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拯救便成为摩尼教徒的与生俱来的使命,一切是非善恶均按照是否有利于拯救光明分子这一基本标准而加以判断。汉文摩尼教文献中的“佛性”、“明性”、“光明性”、“性”等,都是指“光明分子”,亦即人类的“灵魂”。信徒们的最大愿望,是解救“灵魂”,使之脱离罪恶的肉身,回归光明世界。“唯愿二大光明,五分法身,清净师僧,大慈悲力,救拔彼性,令离轮回,刚强之体,及诸地狱,镬汤炉炭。唯愿诸佛,哀愍彼性,起大慈悲,与其解脱;自引入于光明世界本生之处,安乐之境。”(12)摩尼教明、暗二宗永恒斗争的根本教义就是期望“解脱”肉身,进入“光明世界本生之处,安乐之境”。这与朱熹理学的“道心”“人心”之别,“天理”“人欲”之辨,有异曲同工之妙。张灏认为,西方文化的根原来自希伯来的宗教,它的意思是,上帝以他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对上帝的叛离而汩没,由此黑暗势力在人世间伸展,造成人性与人世的堕落。所以,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人性的“双面性”的理解。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传统对人性的看法,从开始的着眼点有不同,但儒家肯定成德之可能,就蕴含着现实生命缺乏德性的意思,幽暗意识与成德意识同时存在,相为表里。因而有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他认为,儒学“复性”思想就含有相当浓郁的幽暗意识。“复性”观念的基本前提是说,生命有两个层面: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现实。“生命的现实虽在理论上不一定是昏暗,却常常流为昏暗。因此由生命的本质到生命的现实便常常是一种沉沦。”(13)于是,复性观的主题就在于“本性之失落与本性之复原;生命之沉沦与生命之提升。”(14)朱熹说过:“以理言之,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易;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若甚难。以事言之,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却甚易。盖才是蹉失一两件事,便被邪来胜将去。若以正胜邪,则须是做得十分工夫,方胜得他,然犹自恐怕胜他未尽在。正如人身正气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第1417页。)这种对生命千疮百孔的感受,已经接近西方的罪恶感,“宋明儒学发展到这一步,对幽暗意识,已不只是间接的映衬和侧面的影射,而已变成正面的彰显和直接的透视了。”(15)摩尼教对于光明分子被囚于人类肉体中深恶痛绝,它将肉身视作“黑暗的牢狱”,那里盘踞着贪婪的巨蛇,而摆脱这一切的途径,就在于召唤“灵魂”(光明分子)脱离躯体,回归明界乐土。而宋明儒学强调生命有成德的需要,这意味着现实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是需要净化、需要提升的,没有反面这层意思,儒家思想强调成德和修身的努力就完全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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