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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吃菜事魔”(5)


    细究此文,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食菜事魔是“左道惑人”,他们“诵经焚香”,夜聚晓散。第二,他们是有明确组织形式的秘密结社,为首者称“宗师”。第三,他们所持的经典有《佛吐心师》、《佛说涕泪》等,有极为明显的佛教特征,起码是披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佛教外衣。吃菜事魔的民间宗教群体,是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民间结社,它指的是庶民社会的个体,为某种共同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并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组织与运作。这种民间结社,表面上呈现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宗教纽带,实际上则反映出民众组织在面对经济生活、社会交际、宗教信仰、商业活动、军事防卫等组合式的需求,是一种个体无法实现其目的的变通之道。从吃菜事魔者的一般情形分析,他们显然是具有基础性集团(群体)和功能性集团(群体)的复合组织结构。基础性集团(群体)作为共同的血缘关系和乡里关系的而自然形成,并具有产生其他集团(群体)的基础性意义;功能性集团(群体)作为人们出于共同目的、意义和利害关系的特定作用而生发。 
    南宋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1162-1224),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政治人物对理学的指责是一场虽无学术意义然而却对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它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朝廷中以主流意识形态监管者自居的官员,把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差异、思想分歧及利益冲突诟名化为“吃菜事魔”,这种做法表明,南宋城乡“魔教”与“事魔”现象的普遍与对社会基层的渗透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士大夫对新出现的民间宗教团体也始终保有一份深深的忧虑,他们对包括吃菜事魔在内的任何民间宗教团体的行为方式、信仰内容并没有也缺乏兴趣去做学理上的审慎分别,而吃菜事魔教派在外在的仪式行为所表达的符号意义上却体现出与制度化宗教内涵全然不同的样式,有着明显的不合于儒家思想方式的荒诞性,以致于士大夫内部的不同政见与学术分歧会被排斥者呵斥为吃菜事魔。淳熙十年(1183)六月,吏部尚书郑丙出来攻击朱熹:“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史》卷三百九十四《郑丙传》)孝宗对此问题的认识是“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耳。”(18)于是,一场整肃理学的政治风波便勃然而起。 
    太常博士叶适虽然与朱熹学术理念不同,但却为晦翁辩护:“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忽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唱之,陈贾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见士夫有稍务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缺,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获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于是贤士惴憷,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吃菜事魔,景迹犯败之类。”(19)但是,叶适担心的理学群体被攻击为“吃菜事魔,景迹犯败之类”却很快地成为现实。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奏: 
    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麄食淡,衣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等。(20)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则说沈继祖奏稿系胡纮所作,借沈氏之手而上达: 
    (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胡)纮以稿授之,(沈)继祖锐于进取,谓可立致富贵,遂奏(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麄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职罢祠。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送别州编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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