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视域中的政治建构与义理诠释(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1 《求索》2014年第7期 孔妮妮 参加讨论
二、师儒之道与君臣大义 经历了孟子升格运动后,孟子“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的君臣观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大力推扬,“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16)。臣子之职正在于格君心之非,使君主道充德茂。继北宋理学诸儒之后,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对孟子“正君而国定”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17)。在南宋理学家的君臣理想中,师儒之臣乃是能感格君心、使君王砺乾纯之德的辅弼重臣,对君主空谈性理或挟智数取悦君王,二者皆与君臣大义相悖。 朱熹以王安石与张载、程颢为对比,论述了自己对师儒之道的理解:“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18)作为千载一时的贤君名臣,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际会曾为无数士人歆慕,“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的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19),无师儒指引的神宗在激烈的党争中逐渐退沮,国家危机日趋严重。宋孝宗堪称是南宋历史上最有恢复之志的贤君,“寿皇合下若有一人夹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但在其受挫靡钝消铄之时,其宰辅并无一人可以承担起正君定国的师儒重任,“寿皇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于上前说何事”,缺乏真儒辅弼的孝宗最终无法自振,“寿皇本英锐,于此等皆照见。只是向前为人所误,后来欲安静,厌人唤起事端,且如此打过”,从而结束了南宋的中兴时代。(20) 南宋后期,面对权臣政治造成的恶性后果,真德秀在前贤的基础上对辅相之责进行了明确的论述:“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21)君主能否获得师儒辅弼,对国家治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汉文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贤君,真德秀为文帝问及鬼神而儒臣贾谊未能援义理引导而深感遗憾:“盖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义则知阴阳,能尽性则能至命。谊之对亦尝及此否邪?厥后新垣平以诡诈进,帝为之惑,是未尝知鬼神之情状也。帝有穷理之心而谊无造理之学,故君德成就终有愧于古。可惜哉!”(22)汉武帝有幸得遇董仲舒这一旷世真儒却未能置其于辅弼之位,真德秀对其欲闻大道而不尊师儒的态度叹息不已:“使帝置仲舒于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陈于前,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安得有极意奢淫之失、穷兵黩武之祸!”(23)唐玄宗晚年君道缺失,真德秀认为辅弼重臣中无一师儒乃是导致明皇悖乱的根源所在,“明皇初政,好学右文,其盛如此,可谓美矣。使当时得一真儒在辅导弼谐之地,日以尧舜三王之道、六经孔孟之言陈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则于是非邪正之辨了然不惑,而张九龄、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诚意以正其心,则于声色货利之诱确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蛊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敛不得进矣”(24)。正因为没有师儒感格君心,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人欲之私,晚年的玄宗君道不彰,致使奸邪乘机乱国,大唐帝国自此由盛而衰。 正君之心是师儒的重要职责,但致知力行与正心诚意对彰显君道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25)。君主必须对天下之理、天下之事了然于心,才可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因此,当理宗通读《大学》后自认有所得:“《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乃用处,须至诚意正心修身方得”,大儒真德秀当即予以纠正:“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须是都讲究令透彻方能诚意正心。”(26)南宋后期,朝政长期由权臣把持,左右皆为权臣腹心,使君主陷于彀中听其摆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更需要培养君主通义理、明事务的治国才能,尽快走出权臣政治的阴霾。在对《大学》之道的阐释中,真德秀将义理实之以事,把致知的范围扩大到了“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等多重层面,要求师儒重臣承担起培养君主致知能力的重要职责:“至于辅臣奏对,尤当从容访逮。政事因革,俾陈其利病之原;人材进退,必叩以贤否之实。如有未谕,反复审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厌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论弹劾、群臣之进见对敡,率霁天威,俯加酬诘,俾摅底蕴,尽究物情,如此则于国家之事日益明习,而举措用舍之间无不适当矣。凡此皆所谓格物也,惟陛下曲留圣心,孜孜不倦。”(27)在君主具备了格物致知的能力后,还须践履力行,“王人所以求多闻者,是惟立事而已。学必施于事,然后为有用之学,不然,则所闻虽多,果何为哉?”(28)致知与力行不可偏废,只有引导君主力行所知,将义理之学施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务中,才是师儒之道的最终旨归。在南宋后期岌岌可危的时局下,对君主知行能力的培养更成为辅弼之臣践行君臣大义的第一要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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