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国“作人”问题再论(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58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 裴成国 参加讨论
四 除了“作人”和“使人”这两种隶属民之外,高昌国还存在奴婢。我们在粟特文买奴券(59)以及《麹氏高昌延和八年(609)十二月二十二日绍德遗书》(60)等文书中都可以看到奴婢被买卖、继承的情况,除此之外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 麹氏高昌国依附人口的数量有多少?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如何?这是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以下试作考察。 “使人”的存在目前仅见于寺院。《某寺月用斛斗帐》记载该寺有“使人”两人;《高昌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记该寺有“使人”四人;《供奉客使文书》凡诸寺院、僧侣“使人”都未记人数,应当系默认一人,但是否这些寺院和僧侣都只有一名“使人”,不详。我们所知关于“使人”数量情况仅此而已。 相比较而言,关于“作人”的数量情况我们掌握的数据更多一些。阿斯塔那154号墓出土了七件作人名籍(61)。其中第一和第二件文书的起始位置都可见“西南坊”,而末尾部分亦可见合计数字,但因为两件文书中部都有断残,所以不能确定是否确为“西南坊”的合计数字;即便是“西南坊”的数字,两个数字一为60余,另一则为30余,所指很可能并非该坊的全部“作人”人数,而可能是异动情况(62)。从这组“作人”名籍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的是当时每一户的作人数目,如朱雷已经指出的,每人占有的作人大都为1名,但也有2名、3名的,最多的为张郎中,有作人5人(63)。其次还有镇军将军某人有作人3人,郎中和镇军将军都是高昌国的高级官员,他们拥有的作人数目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可以代表当时高昌国高级官员的一般水平。如果此处张郎中和镇军将军的作人数目确为他们拥有作人数目的全部的话,应当说,与同一时期南北朝其他地区豪强地主拥有的大量依附人口相比,高昌国即便是上层官员拥有的依附人口数量也是很小的。对于依附人口在当时户口中所占的比重我们还是缺乏可以据以推算的资料。 对此,可以提供参照的是唐西州初期的相关数据。唐长孺先生利用唐西州初期文书中的户籍、手实资料作出的研究结论认为,“唐平高昌后一个时期内,西州的奴婢在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大致在10%左右”,“唐初西州的奴婢毫无疑问是麹氏高昌遗留下来的。我们知道唐代内地奴婢仍有一定的数量,但在总人口中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比例,即使唐代以前也是如此。”(64)唐先生的研究结论对于我们了解高昌国时期依附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笔者认为必须作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就目前所知,唐西州建立之后未见有解放奴婢或者没良为奴等方面的举措,所以唐西州初期依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应当可以大体反映高昌国时期的情况。 其次,唐西州初期的户口手实中对于贱口的登记只记总数及奴婢各有多少,未见部曲等其他类型的依附人口统计数字。如阿斯塔那103号墓所出《唐西州某乡户口帐》中记当乡总口数为2064人,奴婢合计116人,其中奴59人、婢57人(65)。如上文分析,高昌国时期的依附人口中除了奴婢之外,还有“作人”和“使人”。依据朱雷先生的研究,“作人”在唐西州时代演变为律令制中的部曲(66),所以“作人”群体至唐西州时代并未消亡。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目前所见最早出现部曲、客女的计帐是《唐永徽元年(650)后某乡户口帐》(67),其中明确将部曲、客女作为“贱口”的两类与奴、婢的数字分别登记。那么在永徽之前的计帐中“贱口”只分奴、婢时原来高昌国时代的“作人”、“使人”等依附人口是如何登记的呢?笔者估计是记入了奴、婢的数字中了(68)。这就提示我们,至少贞观年间唐西州计帐中的“贱口”实际上包括的并非全都是奴、婢,也包括原来的“作人”和“使人”等类型;而“作人”、“使人”作为依附人口,其性质与奴婢是有着显著差异的。 复次,高昌国时期的依附人口,尤其“作人”、“使人”的状况与同时期南北朝其他地区的依附人口的状况也明显不同。如朱雷先生指出的,东晋南朝范围内不同封建隶属关系、名目众多的生产者,并未在高昌地区出现(69)。高昌国的依附人口至少“作人”和“使人”等的名籍都为国家所掌握,而“作人”和“使人”也实际上承担了国家的一部分徭役(70)。所以即便是高昌国的依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南北朝其他地区相接近,现实状况也有很大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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