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27 《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 成一农 参加讨论
二 坊产生的原因以及里坊制的演变 就汉字字义而言，“坊”代表城市聚居地的涵义出现得较晚，在先秦时期主要表示堤防或者防范的涵义，通“埅”(即防)字，如《战国策·秦策一》：“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巨坊足以为塞”⑩；《礼记·坊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踰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11)。《说文新附》中称：“坊，邑里之名。从土，方声音。古通用埅”(12)。郑珍《说文新附考》：“按：《说文》防或从土作埅，本训堤也”，“汉人去‘阜’移‘土’成‘坊’字，后人乃以为邑里专名。《文选》景福殿赋，屯坊列署，注坊与方古字通”(13)。从这一解释来看，宫崎市定和妹尾达彦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存在形态、功能相似的“里”的情况下，为什么坊会产生。 (一)关于坊产生原因的推测 从墓志和传统文献来看，可能是北魏平城最早使用“坊”作为城内一种空间单位的名称，不过在此之前用于城内功能建筑名称的“坊”就已经出现。这一点以前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如前引齐东方文，其认为当时的“坊”除了作为官府名称之外，还可以作为“城内或宫内的区块”。这一解释大致是正确的，但还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再看其他一些相关史料： 《晋书》卷一六《律历志》：“(晋)泰始十年(274)，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从上下文来看，其中的“坊”并不是官署名称，从“居”来看，齐东方将这种“坊”解释为“区块”似乎有些不够充分，更可能是一种住宅院落。 《晋书》卷二七《五行上》：“武帝太康八年(287)三月乙丑，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及临商观窗”，“楚王所止坊”应是楚王居住的坊。这里“坊”应当不是官署名，解释为区块也不太充分，同样也可能是住宅院落或者住宅。 《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明年正月，贾后又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令治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同卷“三月，矫诏使黄门孙虑赍至许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见酖，恒自煮食于前。虑以告刘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绝不与食，宫中犹于墙壁上过食与太子”。从“刘振持节守之”和“宫中犹于墙壁上过食与太子”来看，这两处“坊”都应当是住宅院落，而且很可能是围墙环绕的封闭性住宅院落。 再补充两条稍晚的材料。 《魏书》卷七下《高祖本纪》：“(太和二十一年，497，司州洛阳)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虽然这是发生在迁都洛阳之后，但是将有“废痼之疾”的人集中在一起，应当不会安置在普通的“坊”中。虽然这里的“别坊”可能指的是正屋之外的房舍，但也说明“坊”可以解释为一种住宅院落。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太和二十年之后)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太学故坊”显然不是北魏洛阳城中那些通常的“坊”，这里的“坊”应当指的是“院落”。 从上述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坊”似乎可以指一个院落，还很可能修建有墙且比较方正。唐苏鹗在《苏氏演义》中记：“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曲者，诘曲也。古文匚、□字象方物曲物之形”(14)。苏鹗为唐后期光启时期的进士，其所记当有一定的依据。《文选》卷一一《景福殿赋》中记“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陈，绮错鳞比”，其中的注释为“《声类》曰：坊，别屋也。方与坊古字通。《释名》曰：坊，别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15)。由此来看，坊至少有房屋住宅的意思，同时与“方”字相通，应当也可以表示方正。由此可以推测，“坊”至少在晋代之后可能表示一种形状较为方正带有围墙的院落。比较而言，秦汉时期的“里”，虽然是封闭的，但形状可能并不固定。 关于北魏平城修建的资料并不太多。《魏书·太祖本纪》载“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16)(前田正名认为这里所说的外城是灅南宫的外城，而不是平城的外城)。《南齐书·魏虏传》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从相关文献来看，北魏平城应当设有坊，而且这些坊应当修筑有墙；从“经涂洞达”来看，街道笔直，其中修建的“坊”在形状上应当是规整的。 可以想见，这种具有单独墙体、形状规整的院落，在形态上近似于之前的“坊”，而不同于之前“里”的常见形态(当然在此之前肯定存在方正的里，尤其是那些经过规划的城市，但可能这样的里经过长期演变，在汉代之后并不是常态)。而且如此多的有墙“院落”整齐地排列在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中，这种情况可能此前是极少的，(17)也就是宿白所说的“里坊的划分，是中原城乡旧制，但这样大面积整齐统一的部署和对里坊这样严格的管理，则为以前所未见”(18)。因此当时很有可能用形态上相近的“坊”来命名这种“新”的城市空间单位。 不过，虽然在城市空间规划上使用了“坊”，但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中依然使用“里”，设官分职依然用里(不过“里”所管理户口并不是“百户为里”，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并不拘泥于此)，甚至北魏洛阳也不存在与坊有关的行政管理机构。 下面是与北魏洛阳修建坊有关的两条文献。景明二年(501)“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19)；“迁司州牧，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20)。《洛阳伽蓝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21)。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北魏洛阳城中里与坊可能一一对应，由此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了空间特点(相反则不行，至少在这一时期，坊还不是一种行政单元，对此参看下节的分析)，而且正如前人研究的，在汉代里已经是一种“区域性的地方行政单位”，具有了空间属性。 而且就名称而言，当时“里”是有名称的，而“坊”则没有正式的名称，因此在《洛阳伽蓝记》中只记载里名，出现的少量坊名基本上是俗称，如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寿丘里“民间号为王子坊”，白象、狮子二坊则因其地饲养有乾陀罗国、波斯国胡王所献白象、狮子而得名，全都不是正规名称。由此当时人称籍贯时依然用里，而不用坊。在至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志中时人全部使用里名表示籍贯，(22)而几乎没有使用坊名。(23)其原因一是当时坊可能并无正式名称，二是因为里才是正式的著籍单位。 此外，本人与赵超的观点相同，里的划分基于坊，也就是可能在制度上是一里对应一坊。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建阳里二千户，归正里三千户，募义里万户，如果按照规定“百户为里”的话，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出现，因此很可能是为了便于日常管理，洛阳城内里的划分，不再完全依据户口，而是基于“坊”，也就是基于地域。 这一时期，地方城市中也存在有“坊”，如《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载：“(孝文帝时期，南豫州)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余家，置之城东汝水之侧，名曰归义坊”。这里的“坊”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墙的院落，属于城市中的一种空间单位。不过这种“坊”只能看成是原来“坊”的涵义的继续使用，而不能认为北魏平城、洛阳城中以“坊”为基本规划单元的城市规划方式已经在地方上大范围推行。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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