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17 《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 成一农 参加讨论
六 总结 总体来看，魏晋时期“坊”有着方正的有墙院落的涵义，因此在规划整齐的北魏平城、洛阳被用来指称这两座规模宏大的新建城市中方正的带有墙体的区块。虽然早在北魏时期，坊就出现了俗名，但数量非常有限，直至隋代坊名才变得正式且使用的更加普遍。不过由于在空间上与里重合，因此在隋炀帝大业三年复古改制的过程中，坊名与里名合二为一。到了唐代，坊名再次出现。在上述过程中，“坊”与原来城市中的管理单位“里”结合起来，由于很可能是一坊设有一里，因此里也具有了地域的概念，由此除了一些正式场合之外，两者大致可以通用。 唐代之前坊的事务主要由里正进行管理。“坊正”的出现则可能要晚至隋末唐初，主要负责治安和坊门的启闭。在具体职责方面，除了管理坊门启闭之外，里正的职责要远远超过坊正，因此坊正的设置显得有些不合常理，这一点尚待今后研究。 唐代地方城市中的坊在地域分布上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只集中于城墙之内，也存在城墙之外的坊。而且，根据现有材料，坊在地方城市中普及的时间可能是在唐代中期之后，也许只是按照需要进行设置。(48) 综上而言，可以认为，即使在北魏至唐代存在所谓的“坊市制”，那么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里市制”，因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行政管理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里的作用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坊。 注释： ①关于先秦、秦汉里制的研究，可以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日]宫崎市定：《汉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宫崎市定全集》第7集，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87页；[日]池田雄一：《汉代の里と自然村》，《中国古代の聚落と地方行政》第4章，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122页；杜正胜：《古代聚落的传统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年，第205页。 ②对此可以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页。其中讨论了唐代地方城市中坊的问题，某些结论对于里也应是适用的，即规整形态的里大概只存在于规划城市，在那些自然发展的城市中以及在规划城市后来自然形成的扩展区域中，里的形态很可能是不规整的。 ③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第157页。 ④为了行文的方便，后文中将“坊成为城市中的一种空间或管理单元”简称为“坊的产生”。虽然之前坊已经存在，但主要是指院落或者官署名，而北魏之后逐渐成为城市中的一种管理单元或规划单元，这种“坊”与之前的“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简称为“产生”也未尝不可。 ⑤妹尾达彦在1998年8月1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演讲稿《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⑥[韩]朴汉济：《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 ⑦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433页。 ⑧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⑨赵超：《唐代洛阳城坊补考》，《考古》1987年第9期。此外，还可参看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⑩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卷三《秦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9页。 (11)孙希旦撰，沈啸寰点校：《礼记集解》卷五○《坊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80页。 (12)引自《汉语大字典》，成都、武汉，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427页。 (13)[清]郑珍：《说文新附考》卷六，《丛书集成新编》第3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267页。 (14)[唐]苏鹗：《苏氏演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6页。 (15)《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35页。 (16)《魏书》卷二《太祖本纪》。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认为，“‘经涂洞达’的含义应该是南北向与东西向街道成正交的形态，为解构北魏平城街道的形制提供了可资参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要子瑾：《魏都平城遗址试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第234页的复原图。 (17)之前的曹魏邺城，现存的考古资料并无整齐的里坊；秦汉及其之前的城市，尤其是规模宏大的都城中也没有这方面确凿的考古资料依据。今人复原的某些早期都城中由整齐的街道划分出规整的“里”的城市布局方式，基本上属于猜测。 (18)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当然，宿白是针对洛阳提出上述观点的，不过对于平城也是如此。 (19)《魏书》卷八《世宗本纪》。 (20)《魏书》卷一八《广阳王嘉传》。 (21)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五，第349页。 (22)本文魏晋南北朝的墓志资料主要基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和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3)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中利用墓志、《洛阳伽蓝记》等材料复原的北魏洛阳里坊名，实际上都是里名，而没有坊名。 (24)《北齐书》卷二八《元孝友传》。 (25)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一○《河北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21页。 (26)《北齐书》卷一《神武帝本纪》。 (27)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2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岭南道一》：“南海县，上。郭下。本汉番禺县之地也，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分其地置南海县，属广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87页。 (29)《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30)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9页。 (31)《隋书》卷三《炀帝本纪上》。 (32)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3)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下文的统计数字也主要基于这两部墓志汇编。 (34)唐代前中期，籍贯依然使用里。 (35)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第66页。 (36)指的是记载了去世地点的墓志总数。由于存在同一墓志中同时使用里坊的情况，因此使用坊的墓志数量与使用里的墓志数量相加要超过墓志总数。 (37)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五，第349页。 (38)《魏书》卷六八《甄琛传》。 (39)《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3页。 (4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3页。 (41)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 (42)转引自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1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43)参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第178页。 (44)引自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第188页。 (45)陈彝秋：《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4页。 (46)主要根据墓志记载的埋葬地点与墓志出土位置进行的复原。其中里坊的位置并不完全准确，只是大致的示意图。 (47)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第270页)提出：“在这些坊、里中，最早的分别是见于天宝十载(751)《大唐故阳夫人墓志铭》的‘来凤里’和见于天宝十四载《大唐故定州都尉知队使崔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德政里’。因此，至少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扬州罗城内分设里、坊不会早于开元、天宝间太多。” (48)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2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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