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熙丰变礼”及其思想史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50 《政治思想史》 雷博 参加讨论
二、考正大略：元丰礼文所与《郊庙奉祀礼文》 尽管《南郊式》的规定详尽细密，但其目的在于节省靡费，未经过经学、礼学层面的检讨，在有识者看来依然十分不足。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礼院整理庆历以后奉祀制度沿革，别定《祀仪》(20)，不过也是因循故事(21)，并没有从经义的角度对仪制进行检讨。因此当年南郊祭天之后，知谏院黄履即向宋神宗建议： “近因陪侍郊祭，窃观礼乐之用，以今准古，有未合者。盖自秦至于周，文章残缺，有不可考故也。然巨闻礼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犹可以义起，况因其有而正之乎？伏望命有司并群祀考正其大略，而归之情文相称。”诏履与礼院官讲求以闻。(22) 于是次年即元丰元年(1078年)正月戊午，宋神宗手诏，令太常寺置局讲求郊庙奉祀礼文讹舛，“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23)。以陈襄、黄履(24)、李清臣、王存为详定官；杨完、何洵直、孙谔充检讨官(25)。之后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又以陆佃兼详定郊庙奉祀礼文(26)；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命知制诰张璪详定郊庙奉祀礼文(27)。 从元丰元年六月至元丰三年九月，礼文所以《南郊式》和《熙宁祀仪》为基准，针对郊祀礼文中存在的种种不经或不妥之处提出奏议，神宗皇帝亲自参与讨论裁决，合理可行者“从之”，迂缓难行者“不从”，有争议疑问者则“下礼院”深入讨论。其内容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郊祀之大体，也就是郊祀礼仪中的基本理念与核心内容。陈襄在元丰三年论南北郊应当分祀的时候指出：“郊祀(28)之礼，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节虽正，无益也。”(29)秉持这一宗旨，礼文所提出许多重要的变革意见：元丰三年罢合祭天地(30)；元丰三年明堂祀昊天上帝，不从六天之说，以英宗配，罢从祀(31)；元丰五年(1082年)废除禘祭(32)等。这些改革在礼学史上都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对冕服、器用的考辨，即对郊祀中使用到的各类名物考订源流，以辨其当否。如冕服中的冕旒之制，祭服之裳，衣裳之章以及大裘的体制等；器物中的大圭之制、祭天用陶匏、太庙用蜃尊等；此外，还考订了帝籍、神仓的源流，明水明火的含义，郁鬯、五齐三酒的概念与制作方法，以及木尺和铜尺的标准与制法。(33) 最后是对南郊祭祀行事中一些不合经义的仪轨进行矫正。在原有《祀仪》和《南郊式》的基础上，依据礼义考辨其当否，并提出可行的修改意见。如南郊之前，皇帝应先宿太庙、次宿北郊、次宿南郊，车驾出入宫门罢勘契，行礼的时候，唯人君得升阼行事，皇帝饮福受胙以专受祉，而亚献、终献及摄事之臣不宜饮福受胙，以及燔柴、瘗血等仪式在祭祀中的次序等。(34) 除郊庙大礼之外，礼文所还讨论了荐新、告朔、祭朔望等礼仪的源流、意义及其中细节；删削了一些于礼不经的无谓铺张，如不设黄褥绯褥、不设黄道褥、罢拂翟等。(35) 至元丰三年闰九月，上述讨论有了阶段性成果：“详定礼文所言：‘前后礼文，欲编类上进，副在有司，以备承用。’从之。”(36)到元丰五年四月，《郊庙奉祀礼文》全部编修完毕，由崇文院校书杨完编类以进，共20卷。(38)次年的南郊大礼，首次行用。《玉海》第93卷《元丰祀圜丘》记载： 元丰六年十一月丙午，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太祖配。始罢合祭天地。帝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自元丰元年命陈襄等详定郊庙奉祀礼文，大正历代典礼之失，至是祀天之仪粲然一新，天下称庆。(38) 通过从熙宁到元丰礼文建设层面的各项扎实准备，元丰六年(1083年)的南郊大典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行礼”，即“礼经”“礼典”和“礼仪”三者的统一。由于经过了经学层面的检讨和仪文层面的打磨，并在争议处由皇帝决断，它具备了在当时所能有的最高的严谨性和权威性，可以标榜“大正历代典礼之失”，从而垂范天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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