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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熙丰变礼”及其思想史意义(6)


     五、结语
     总体而言,“熙丰变礼”是以儒家经术为旨归的政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69),其意义不能局限于礼制史的角度,而须纳入更宏大的政治结构和历史脉络中进行观察考量。
     首先,用经义董正祭祀礼文,本身就是强化国家尊严与秩序的重要手段。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无论是“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传统,还是现代学者所定义的“天授皇权”“二次即位”(70),都显示出礼仪在古代国家中的重要功能。可以说,礼仪本身就是政治的重要内容,礼制也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有着树立国家尊严、整齐秩序、濡化人心之功能的礼教,是“寓教于政”的政治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次,“以经正礼”不是单纯的厘正文本,而是基于经典、义理和人情,面向实践之用的系统性建构,是从静态的文本到动态的行用。礼走出纸面,落实在人的行为上,既彰显出行礼者的威仪与尊严,同时也强调了“考礼”“议礼”和“定礼”的人的学术与政治地位,尤其是礼学中千古争讼的疑难需要皇帝一言而决时,就会呈现出政治权力与礼仪权力的交互发明。
     最后,熙丰时期官方董正礼文的努力,包含着礼的法令化与制度化,即通过编修法令的形式,将祭祀仪轨纳入敕令格式的体系,使礼仪规范化、标准化。同时,在“以经正礼”的过程中,也更加确定了经术作为政治核心理念的地位。因为礼本身就是植根于古代经典的仪式,因此,在整齐的过程中回归古典,引入三礼的规范是不言自明的必然选择。而对古礼精髓进行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本身又强化了三礼的权威地位,使得国家的整体理念与方向超越“汉唐故事”的格局而“追法三代”。可以说,“正礼”的实践也为政治标定出了更高的志趣与气象,体现出了当时变法改制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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