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熙丰变礼”及其思想史意义(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58 《政治思想史》 雷博 参加讨论
三、以义正礼：熙丰礼书修撰的时代特色 在宋代礼制的研究中，熙丰时期的礼制建设，特别是《南郊式》《明堂祫享式》和《郊庙奉祀礼文》这样介于法令、奏议与礼书之间的文献，并未受到多少关注。一方面，因为原文散佚，从现有史料很难窥见其全貌；另一方面，它也很容易被当作宋代礼官编修的各种郊祀仪轨中的一部而忽略。然而，如果我们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则可以从若干个不同的角度看到其意义。 自唐代《开元礼》而下，国家礼典可谓有因革而无制作，《开宝通礼》作为北宋礼典的标准，基本是对《开元礼》内容的沿袭，后世之礼书如《礼阁新编》《太常因革礼》等，仅能记录其“变礼”以讨溯沿革，而不是另立“一王之制”而取代《通礼》。(39)这种编纂方法从北宋延续到南宋的《中兴礼书》，可以说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礼典编纂方式，后来的王朝礼书中亦不乏承袭者。(40) 然而，这种“保存故事”的礼书编纂传统在宋神宗朝有所变化，这与当时编修“敕令格式”与诸司条例的背景有关。北宋编敕繁多，唐代以“律令格式”为主的法典体系逐渐向“敕令格式”过渡(41)，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42)，并对四者的内涵和关系作了非常重要的区分和阐释(43)。北宋前期设立的临时机构详定编敕所(44)，在神宗朝成为重要的常设机构(45)，熙宁九年(1076年)又设编修令式所，熙宁十年设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和重修编敕所(46)。通过编修法典，使国家政事制度化，这是熙宁政治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编修南郊、明堂、籍田、祫享、恭谢等式(47)，以法令的形式将礼仪的过程标准化、规范化，其意义在于：礼书不仅需要记录“已然”，还需要规定“应然”，为现实中的操作提供明确依据。 对于郊祀大典来说，不仅需要制定实用的规范，更需要这个规范过程本身合于“先王之礼”，而在礼文残缺的情况下，就需要以经学为基本，以义起礼，使情文相称。(48)这也正是元丰《郊庙奉祀礼文》的目的，即“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49)，从而使礼书的编纂检讨从法令层面向经学层面拓展，用“经典”赋予“法典”更坚实的义理根基。 从内容上看，元丰《郊庙奉祀礼文》以礼经为旨归，参酌历代沿革，对整个郊祀礼仪的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检讨，提出了很多或宏大或细致的改革方案，将原有礼仪中的不经之处一一剔除，而对于经典中叙述模糊或者存在解释争议的细节，则以“义理裁之”，设计出符合情理且可以实用的流程。作为一篇以奏议对话为基本形式的礼学文献，元丰礼文有如下特色。 首先，其核心理念是以礼经特别是《周礼》为依据，扬弃汉唐旧制，追法“先王之礼”的规模气象，奏议中所援引的经典依据不是前代的《大唐开元礼》或本朝的《开宝礼》，而是“三礼”特别是《周礼》。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效法”并非模仿照搬，而是融汇经典义理和现实需求，是“法其意”而非“法其迹”，如元丰元年九月，详定礼文所关于庙制的建议： 详定礼文所言：“周制，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祖祢异庙，所以致恭而不渎也。……后汉光武俭不中礼，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异室同堂，屈万乘之尊，而俯同周之下士，历代因循不革。臣等以《仪礼》求其迹，以《尔雅》辩其名(50)，以《考工记》约其广深，谨图上八庙异宫，以始祖居中，昭穆为左右以进(51)。”诏送陈襄等详定本朝可行典礼以闻，然卒未果行也。(52) 在还原宗庙制度时，“以《仪礼》求其迹，以《尔雅》辩其名，以《考工记》约其广深”，这种思路既可以看作是在学术的层面还原经典中的名物，同时也是用经典指导礼文的具体实践——通过面向实践的综合考量，将经典中相关内容进行关联融合，形成可行的方案。这一思路几乎可见于礼文所大部分的奏议中，在此不一一列举。 其次，礼文所提出“以义起礼”的思路，即引用礼经时，并不机械照搬其中的记载，而着意于提炼发明其中蕴涵的义理，以之指导礼文的因革。这是更深层次的“法其意”，即于先王之礼无规定处，推量体会礼义，草创发明新规。黄履云：“礼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犹可以义起，况因其有而正之乎？”(53) 元丰元年九月，在讨论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和太祖皇帝所设牲俎时，礼文所引用《礼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祭天地之牛角茧栗”之说，认为祭祀天地时，因为天地“覆载之功，无物可称，故用茧栗”，“犊取其诚悫，以小为贵也，特牲而已，不及羊豕，以少为贵也”，而配天的祖宗，则因为“祖远而尊，以天道事之，故亦特牲”。只有在祭祀明堂的时候，因为所配的是严父，“以其祢近而亲，故以人道事之。诗曰‘我将我享，惟羊惟牛’是也”。因此，礼文所认为，本朝仪注在祭天中误用羊豕，有违“尚质贵诚之义”，请“改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摄事准此”，诏从之。(54) 又元丰四年(1081年)九月，礼文所依据《周礼》《礼记》中“冬日至，作乐于地上之圜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等语，引崔灵恩、马昭、高堂隆之说，认为祀天的时候，圜丘的作用是奏乐、升烟，请神祇下降，而祭祀的礼仪则应当在平地上设馔享神，取的是“以下为贵”“祭祀尚质”的义理。根据这一理念，则“后世筑坛八陛，祀天其上，奏乐其下，非礼之正”，请求今后祭天时，“更今之坛以为圜丘，奏乐其上，而于丘南设馔于地，以行正祭，庶合礼经有以下为贵者，且明尚质之义”。虽然提议并未得到采纳(55)，但其理念却值得注意。 最后，礼文所的创议也非常重视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注重在“先王之礼”和“历代之制”中寻求平衡，力求“情”与“文”相称。在置局之后的第一篇奏议中，他们就提出： 有事于南郊、荐飨景灵宫、朝飨太庙，大率皆踵唐礼，至于坛壝、神位、大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若概以先王之礼，固已不同，必兼用历代之制(56)，则其间情文讹舛甚众。盖有规摹苟略，而因循已久，重于更制者，有事出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谨先具一二奏陈，恭俟训敕，以为体式。(57) 在后来的讨论过程中，礼文所的奏议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格式，即：首先言某事之前如何进行(此项在多数情况下可省略)；次引礼经，说明据经义应当如何；再述汉唐以下的历代源流变化；最后提出一个以经典为基本依据，折衷现实的解决方案，供皇帝参详。如： (元丰三年七月丁丑)详定礼文所言：“明堂仪注，设御位于中阶下之东南，西向。臣等谨案，古者人君临祭，立于阼。其临祭就位于阼阶下，大夫士礼也。自曹魏以来，有司失之。伏请设皇帝版位于阼阶之上，西向。太庙、景灵宫亦如之。”(58) 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论及元丰《郊庙奉祀礼文》的内容时，指出其体例为“每篇先叙历代沿革，次以议奏，以见其施行与否”(59)。 在统合“先王之礼”和“当时之宜”时，可能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古制与今制之间的差距，特别是涉及职官、品阶与地位秩序时，如何弥合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如元丰三年七月，礼文所讨论百官奉引车旗，认为当时所行“第一开封令，乘轺车；次开封牧，乘革车，隼旗；次太常卿，乘革车，凤族；次司徒，乘革车，瑞马旗；次御史大夫，乘革车，獬豸旗；次兵部尚书，乘革车，虎旗”的做法于礼非是，依照《周礼》，“巾车职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司常职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而《仪礼·觐礼》亦曰：“侯氏乘墨车，载龙旗。”如果用今官比照古官，则“(开封)令五品，秩比大夫，当乘墨车而建物；(开封)牧比诸侯，当乘墨车而建旗；太常卿，古春官卿，当乘夏缦而建旃；司徒，今三公，当乘夏篆而建旃；御史大夫，三品，秩比卿；兵部尚书，各夏官卿，皆当乘夏缦而建旃”。因此，礼文所请依据古礼，修改当今的奉引仪物，“所以参备《周礼》九旗之制”。(60) 这种古今比拟虽显得有些迂阔，但在元丰礼文中并没有十分夸张，整体而言，还是以复古的形式彰显出典礼的气象和规模。但这种复古的理念如果更进一步发展，也有可能会被夸张强调，而产生于情理不合的结果，如宋徽宗朝编纂的《政和五礼新仪》中对宾礼内容的修改。有别于《开元礼》《开宝礼》只将藩国进觐纳入宾礼，《政和五礼新仪》将百官朝会、常参的礼仪也纳入到宾礼的范畴中，对于这一点，宋徽宗认为： 《鹿鸣》之诗以燕群臣，而其诗曰：“以燕乐嘉宾之心”，盖方其燕乐，则群臣亦谓之宾，非特诸侯也。王尊，宾卑，君为主而尊，臣为宾而卑，此宾主尊卑之义辨矣。今虽不封建诸侯，宾礼岂可废缺？自罢侯置守，守臣亦古诸侯也，其赴阙来朝被召奏事之类，则朝觐会遇之礼岂可废乎？唐不知此而移于嘉礼，非先王制礼之意，可依《周礼》参详去取修立。(61) 这是取《小雅·鹿鸣》之义，将群臣比拟于诸侯，因而皇帝宴饮群臣也可类比于“燕乐嘉宾”。宋徽宗将这一思路推至守臣赴阙奏事，以朝觐会遇皆为宾主相待，故百官朝会、常参的礼仪也应该纳入宾礼。 从循名责实的角度看，这样的类比太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复古，而忽略了实情，因为唐宋时的官员不具备诸侯的意义。更何况五礼系统中的宾礼已经发展为天子接见番邦外国的外交礼仪，将百官纳入“宾”的范畴，朝会、常参皆寓宾主相待之意，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观念与实践上的混乱。 总之，对于先王制礼之意的理解和把握，其平衡并不容易掌握，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经过仔细的体量检讨，务求名实相称，否则很容易流于过度形式化，反而损害礼本身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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