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53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 刘永刚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刘永刚，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刘永刚，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刘永刚，男，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 内容提要：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living across borders within the national territory yet outside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are a special subject in national border administration.I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for thes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by means of political measures,cultural psychology and civic culture,the backward society,weak link between culture and psychology,and lack of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ten lead to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itizenship of thes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legitimate rights,causing problems in their identity choice and national identity.Therefore,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rrect match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itizenship of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factual citizenship. 关 键 词：公民身份/跨界民族/边疆治理/国家认同/云南/citizenship/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administration in the border area/national identity/Yunnan Province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Z02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5M570799)；云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152060)。 民族国家时代的领土与边界是普遍且敏感的政治话题。跨居于民族国家边界上的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及其选择直接关涉着国家的疆域治理与边疆安全。云南省跨界民族众多，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背景下，以跨界民族为主体并以跨界民族问题呈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公民身份建构以增强云南跨界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以跨界民族成员公民身份的建构途径、保障机制及其现实困境来探讨边疆治理与边疆安全问题，既是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和谐边疆建设的基本诉求。 一、全球化背景下云南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及其选择 全球化的深入与普遍的跨国流动主义，世界各国大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移民问题与跨界民族问题。我国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国境线长4060公里，跨界而居的人口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6个，人口的跨国界流动相当普遍。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对外开放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进一步推动了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深刻交往。云南沿边地区的有效治理与跨界民族成员公民权益的有效实现将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实施软权力。而此问题最终归结为跨界民族成员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 (一)民族国家的国民与身份选择 民族国家的排斥外延合法属性决定了其既是民族(nation)的国家，也是公民的国家。所谓公民身份“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1]236。民族国家在赋予跨界民族成员公民身份时面临着两类基本问题，其一是跨界民族传统政治与领土的重新划分；其二是历史与文化因政治分割而呈现的跨界民族族体特征逐渐淡化或因民族精英的推动而掀起的族性张扬。跨界民族成员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其所在国主流文化、政治体制、政治发展和政局状况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深受其所处的地缘环境、国际政治的制约与影响。所以，跨居于国界两侧的跨界民族成员成为民族国家实现边疆治理的重要影响因子与特殊对象。 云南省16个主要跨界民族中，人口主体在外的傣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布朗族7个跨界民族呈现为数量多、分布广、跨多国等特点，情况复杂且联动的敏感性较强；其余的壮族、苗族、瑶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等9个人口主体在国内的跨界民族由于跨界人口流动、贩毒、艾滋等问题不时撼动着我国的陆疆安全。同时，云南边境沿线地带，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地区[2]7。这些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自然半自然经济比重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重高；人民生活水平低，贫困人口比重高[2]18。云南跨界民族普遍的贫困问题与复杂的分布格局是其成员获得有效公民身份与建立稳固国家认同的直接障碍。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与不断抬头的地方族群民族主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边疆内地不断拉大的发展差距已成为新形势下的跨界民族成员公民身份建构与边疆治理的核心议题。 此外，由于民族国家政治分割力划定的国界并由之产生的跨界民族，总是在民族国家与跨界族体间确认其身份，其成员对于所属族体的内部认同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一定情况也并非完全协调。国界对于跨界民族成员来说也并非牢不可破。跨界民族成员从经济落后的国家向经济生活较好国家的跨国流动主义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以境外同族女性向国内流动的跨国婚姻呈增长趋势。此现象源于国内边境地区男女比例失调，“外国新娘弥补了山区男性婚姻的缺口”[3]。该现象展示的不争事实是居于云南边境的跨界民族社会由于多种原因其总体发展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国内平均水平。现实生存的压力与跨国流动的可能下的内外视角，均使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具备了某种可能性。 (二)国民身份的相对模糊与“少数人权利” 在民族国家时代世界各国以公民身份为基石，培养一种超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当然，其实现与否在于作为一整套利益协调与制度装置的现代民族国家能否将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予以确认与有效保障。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与边疆安全的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问题就是民族国家通过何种方式有效解决“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问题，以及有机协调少数族裔权利与公民身份间的关系问题。在民族国家体系业已形成的时代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与群体的“少数人权利”及其实现机制成为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族际关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治理难题。其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是否要通过国家制度与政策对之予以保护，而在于如何赋予其平等的公民权以及准确的划定“少数人权利”的边界。 云南各跨界民族分布区域广阔、文化类型多样、族体国内外分布有别。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跨界民族成员所居边疆地区较薄弱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并非意味其现实生计问题的有效解决。当然，因相邻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民族国家政治分隔力的合法，“界线导致差别，反过来说，差别产生界线”[4]31。在此种情况下，跨界民族成员会自觉主动地融入到其所属国家并引以为自豪，其所属国家疆域内居民的同质性将不断增强。然而，这种判断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与有效边疆治理基础上的。如有学者在对云南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研究的问卷中问到，“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5]。这组数据也印证了如上判断。同时，由于近年缅北“民地武”与缅甸政府军的冲突，大量缅北克钦族、果敢族难民涌入我国边境，其既进一步增加了云南边境线上的跨国流动，也使得我国边境地区薄弱的生态环境与有限的资源面临巨大的压力。可知，云南沿边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与资源供给是跨界民族成员确认其国民身份并考量其“少数人权利”的基本标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