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16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 刘永刚 参加讨论
(二)文化—心理途径以实现从地方民族(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 民族国家内存在的国家与民族(或族群)、国家认同与民族(或族群)认同、公民身份与民族(或族群)身份三对基本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边疆地区，并集中体现在跨界民族成员身上。因疆界的划定，民族国家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空前强化。然而，因跨界民族成员融入国家的方式与途径使得国族机制对之的整合程度深受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制约。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认同结构复杂且多元。民族国家通过文化—心理的途径在跨界民族成员中构建公民身份时，其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冰冷的政治法律契约，更体现的是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之间以及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寄托与文化归属。 我国边疆社会公民身份建构的文化—心理途径，最常见的国民教育现状并不容乐观。“我国学校的公民教育目前还处于开创和起步阶段，总体的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甚至有些人对学校实施公民教育还有思想疑虑。”[9]在我国当前的民族学与教育学的话语体系下，跨界民族教育大多被视为纯粹的教育问题，并且被狭隘的局限于民族教育范畴。但是，在涉及边疆国民文化教育问题时总是无法回避国家认同问题。通过学校对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教育是国家增强边民国家认同的最直接方式。尽管近年云南大力推动边疆基础教育，跨界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增强。但是沿边境地区跨界民族成员尤其是孩童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仍然模糊且脆弱。在边境的跨界民族社会普遍存在着认同问题，外部环境往往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和判断[10]。 有学者对云南跨界民族关于我国和邻国国家领导人认知的问卷中，“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省、州、县、乡的国家主要干部)”，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而在回答关于邻国领导人的知晓时，回答“不知道”占86％，回答“知道”占5.25％[5]。同时，各跨界民族的传统节日庆典在当地政府参与下形成大致相仿的模式，基本遵循着演唱国歌、领导致词、演员出场、官民欢庆(如德宏傣族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的议程。相应地，跨界民族在自己日常的宗教仪式与生活里也习得了这一模式，各种场合飘起的五星红旗就是写照。另有学者在对边境傣族社会的调研发现虽然境内外傣族都明确表示自己的族体认同较为一致，但“境内跨界民族的成员普遍很在意自己的国家，言谈中充满了对国家的自豪”[11]。傈僳族也呈现出与之相同的现象[12]。 在笔者深入中缅边境调研时发现，生活在我国境内的景颇族与缅甸克钦族的同一族体意识均较为强烈。然而，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更多的仅限于知道，而无法准确对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进行表述。现实中，跨界居民更关注自己的族属及地方政策上的族属价值。当然，景颇族居民中关于景颇族与缅甸克钦族仍会保持一致性的观点更多的来自其内心对于族属的认同而非客观现实。如在回答“你知道缅北克钦邦地方武装为什么要与缅甸政府军打仗吗”，虽然绝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但他们坚信缅北克钦地方武装与缅政府军打仗是为了“我们民族好”，“是为了维护我们民族的利益”。甚至有部分受访者表示，一旦缅北战事困难“愿意参战保护本民族的利益”。 以上云南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与对所属族体的认同均较强的现象表明，云南跨界民族成员公民身份建构的文化心理途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界民族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属。同时，文化—心理的建构途径在实践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具体政策价值上“国家主义”取向的不足、“国家认同”的保障机制相对脆弱且易受干扰等。以上问题表明在当下边疆治理体系中国民文化与“中华民族”建设仍然不足，国族整合机制与国家认同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