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17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 刘永刚 参加讨论
二、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构建的多元途径及其困境 笔者曾撰文认为民族国家对于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建构存在着政治—法律的途径、文化—心理途径以及由以上两个途径衍生出的从民族群体权利维护向个体权益彰显的公民文化构建途径[6]。结合云南跨界民族的现状分别讨论如下： (一)政治—法律途径以彰显民族国家与成员的政治契约 在民族国家时代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于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体现的是国家宪政体系下社会个体与国家共同体间的政治法律契约。不加区别的赋予国内所有成员平等的公民身份也是民族国家认同政治的重要机制。民族国家内跨界民族成员长期存在的“身份选择”与“国家认同”问题，进一步表现为“族属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在于跨界民族成员如何以及在何种共同体中更易实现其利益诉求。在政治法律建构途径之下，跨界民族成员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平等资格的国家公民，其次才是特定族群的成员。 有学者在调研基础上认为，总体上“边民的国境意识很强烈，基本不会到对方边境线上从事诸如采矿、放家畜、砍伐等的生产活动”[3]。当然在自己所属的族群与个人权益方面，跨界民族成员的选择往往是现实主义的。由于族体、亲缘和地缘意识，部分跨界民族成员国界概念相对淡薄。如中缅边境上存在着“一井两国”、“一院两国”、“一寨两国”，甚至“一坝两国三城”等国界模糊的现象。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润乡的哈尼族村寨——国防寨，每天有大量的邻国村民跨国界到该寨做买卖[7]。也有学者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调查时发现，对于滇越边民而言国家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传统节日或祭祖敬宗等传统活动期间，滇越边民相互走动和帮扶现象相当普遍，在问及“如果有机会您将选择什么民族”时，66.3％的人都回答愿意做中国人。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边民因家境贫困迎娶越南媳妇的“弱弱结合”模式更使得村民将他们作低一等的人看待[8]。嫁入中国边境的越方妇女的国籍问题成为其身份选择困难的根源。以上现象一方面体现了云南跨界民族成员具备一定的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然而从另一方面则呈现了边疆地区基础设施不足与社会管理上的缺陷，也即边疆地方政府维护边民合法公民权益的能力尚不充足。 同时，近年持续的缅北战乱一方面直接威胁着中国西南边境一带跨界民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云南边疆的跨界民族的身份意识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嬗变。在笔者深入中缅边境景颇族村寨调研时①问及“如果你可以选择国籍，你更愿意做哪国人”时，受访的景颇族同胞均一致回答，“做中国人”、或“不用选择就当中国人”。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时，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居民与嫁入、入赘的原缅籍人员有较大区别。前者的回答主要强调“世世代代均生活在本地，本地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自己从来就是中国人，不用选择”；而后者因没有中国国籍而较为犹豫，多强调“自己的家就在中国，自己愿意做中国人”、或“自认为是中国人”。此外，在回答“假如邻国政府颁布了更好的政策，您是否会选择做邻国人时”，以上两类人群的回答与前面的回答基本相同。虽然当地政府采取相对灵活的户籍登记与管理办法给予新生的孩童以中国国籍，然而大量的无国籍人员在认定是“中国人”的同时显示出极强的自卑与不安。边疆跨界民族中“无国籍”成员问题一方面给国家建设与边疆治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在跨界民族成员中构建公民身份时的某些不足与缺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