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帆: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26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徐帆 参加讨论
概括地讲，民族政策“去政治化”以及实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观点集中体现的是进一步促进民族融合的思路，强调中华民族进行国族建构、杜绝民族分裂隐患的重要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政策在这方面存在缺陷，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识别工作、民族优惠政策等实际上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身份意识，人为地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界限与隔阂，从而为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旦民族间的矛盾被外部敌对势力激化和利用，就有可能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对这样的事实进行认定和确认(即进行民族识别和强调民族权利)本身并不必然造成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因此将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民族冲突归因于民族身份的界定和民族权利的强调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脱离具体条件的抽象判断，其实质反映了一种西方民族主义的视角。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逻辑，[4](p.99)因此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的强调会强化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的强化势必导向谋求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导致产生民族分裂的风险。 然而，这种观点其实是将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与民族主义理论混为一谈了，至少很大程度上是等同视之的。因为这种观点的核心逻辑是：我国对各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的确认和强调必然导致民族主义意识的张扬，必然导致民族国家建构的冲动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的膨胀。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更多的是基于理论的推导而非现实的论证，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或想当然，经不起事实和实践的检验，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关系就并没有因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宣扬民族平等及民族权利就产生民族分裂的危险，反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这就说明民族身份的确认和民族权利的强调与民族关系的变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见，当下民族关系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应该简单地从我国民族理论政策乃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那里找茬、找原罪，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考虑当下民族关系领域的实际状况，从变化了的国内外条件出发来审视民族问题的情况变化。 (二)社会变迁是新形势下民族关系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主要国内因素 当下民族关系领域的国内外条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在经历深刻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要求中西部地区首先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等到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再反哺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要服从这两个大局。为了整体的发展利益，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历史起点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必然使其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的阶段内也不可避免地会拉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原本就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数据显示，虽然中央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前所未有地加大了扶持力度，民族地区获得了更高的发展速度，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绝对差距仍然没有得到扭转。[5](p.59)据统计，2000年民族地区的小康指数为44.4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经过10多年的发展，2012年民族地区的小康指数达到70.8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2.71个百分点。[5](p.138)由此可见，民族地区虽然获得很大发展，但由于起点低和基础薄弱，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