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27 《历史研究》 陈明华 参加讨论
鉴于扶乩在团体内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此类团体内的其他人事运作也多需扶乩仪式的最后核准，乩训成为一切命令合法性的来源。但随着组织规模的日益扩大，乩训指导所有人事的模式逐渐显现种种弊端。扶乩对合法性的垄断导致了扶乩手权力的膨胀，他们往往借用扶乩来挑战各级掌、监的权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这种做法不但导致道院权力系统的混乱和派系分裂，而且还影响扶乩的神圣性，引发信众流失和外部打击等诸多危机。 为了避免扶乩的消极影响，不少团体采取废止扶乩的策略，但扶乩是此类团体最主要的宗教活动，废除扶乩不免引起信众宗教热情降低，甚至成员流失，不少教团的势力因此消减。 道院内部也曾多次提出彻底废除扶乩的建议，但考虑到潜在的严重后果，最终还是放弃了此种较为激进的方案，转而尝试构建一套分割扶乩仪式与人事行政的制度。该制度主要包含三个层面：首先，道院放弃了“是训必遵”的信条，消除乩示在人事运作中唯一权威的地位，提高各大首领共同议定的决议和规章的地位，任何人、任何院和坛都必须遵守；其次，确立一套关于扶乩手培养、认证、监督的规范制度，全面地将扶乩的流程监控起来，给予纂监、纂掌监督的权力与责任，如果训文出现问题，掌、监需要负连带责任；再次，增加扶乩手的薪金、津贴，减少其利用扶乩作“道外营谋”的冲动，使其能够专注于修养。从道院此后的发展历史来看，此种尝试取得了一定效果。 宗教仪式和组织网络都是构成宗教不可或缺的元素，[107]某种宗教兴起时，其有效的宗教仪式往往能够增进成员的宗教体验，激起成员的宗教热情，从而促成组织快速成长，推动各种内部事务展开。但是如果此种仪式因此而获得无上的权力，可以肆意地干涉组织运作，那么就有可能危及该团体的进一步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求助于取消相关的宗教仪式。宗教团体区分于其他世俗团体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如果骤然取消与这类信仰相关的仪式，就等于将本身所信奉的神灵击碎，导致潜在信众流失。道院虽多次高呼废除扶乩，但久久不付诸施行，便出于此种考虑。 而对宗教仪式与组织运作做适当的切割可能是一个更为理性的选择。神意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影响所及需要有一定界定，不能随意指挥人事的运作。一言蔽之，人事与神事需要适当分离，人事行政要按照本身的规律运作。当然这种分离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众多条件。就团体内部而言，领导层需要建立良好的监督制度和提供充裕的资金保障，前者能使宗教仪式的运作有章可循，而后者能使那些掌握宗教仪式技巧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所保证，促使他们放弃对于人事事务的干涉。并非每个新兴宗教都能具备以上各种有利条件，所以这种分离过程往往伴随着反复与失败。 注释： [1]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一般指近代（约19世纪末期以后）所创立的宗教派别，它们多凭借传统宗教的外部形式，但其教义、宗教理论及组织形式又区别于传统宗教，有的教派虽然从传统宗教中分裂出来，但借鉴民间或土著宗教的信仰，打着反正统宗教的旗号，其教义较注重现世利益和现实社会，或借用科学名义来宣扬神秘主义。钟国发对此概念的时间限制提出异议，认为中国的新兴宗教应该追溯到明代的民间教派之类组织。因此他将中国的新兴宗教分为两类，一类为信守明清时代民间宗教传统的“明清型新兴宗教”。这类宗教数量较多，主要包括罗教和八卦教两大系统，先天道、一贯道、同善社等即属于罗教系统，天理教、九宫道则属于八卦教系统，还有两大系统之外的理教和三一教。另外一类则是民国时期新创的“民国型新兴宗教”，这类团体较留意时新事物，较多在城市活动，较顾及合法程序，但在下层民众与地方小传统中的根基，往往相对逊色。主要包括：一心堂、悟善社、道德学社、天德圣教、万国道德会和道院。但是此类团体并非完全与先前的民间宗教传统毫无联系，它们借用原先的修炼技术、经卷典籍、仪式等，并在原有基础上做一些改变。参见钟国发：《民国时期新兴宗教扫描》，《当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第22-25页；宗教研究中心编：《世界宗教总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当时的一些外国学者称这类宗教为New Religion, Syncretic Religion, 如Paul de Witt Twinem, “Modern syncretic Religious Societies in China. I,” The Journal ofReligion, vol. 5, no. 5 （September 1925）， pp. 463-482 ; “Modern Syncretic Religious Societies in China.Ⅱ，”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5, no. 6 （November 1925）， pp. 595-606; F. S. Drake, “The Tao Yuan: A New Religious and Spiritualistic Movement,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54 （March 1923）， pp. 133-144. [2]兴亚宗教协会：《华北宗教年鉴》，北京：新民印书馆，1941年，第485、505、531页；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第206-209页。 [3]本文所指的道院为1922年1月获得北洋政府立案的新兴宗教团体，由于其最先在济南成立，在势力尚未遍及全国时有人亦称之为”济南道院“，同时由于其宣扬”五教合一“之说，亦有国外学者称其为”五教道院“。道院中原设专门负责慈善救济事务的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国民政府曾于1928年10月左右下令各地取缔道院，在道院领导层的活动之下，1929年国民政府仅同意道院以慈善团体”世界红卍字会“的名义立案，此后，”世界红卍字会“成为道院对外活动的名称，故在资料中两者的名字有时会混用。因道教中已有道院的名称，故论文题目中特标出”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以示区别。 [4]Lewis Hodous,”The Chinese Church of the Five Religions,“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4, no. 1 （January 1924）， p. 71. [5]1922年4月16日，梁启超为北京哲学社作题为《评非宗教同盟》的公开演讲，其中提到：“现在弥漫国中的下等宗教……什么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实在猖獗得很，他的势力比基督教不知大几十倍；他的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撇开梁氏的感情色彩，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三个团体在当时民间的影响。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90页。 [6]如Paul de Witt Twinem, “Modern Syncretic Religious Societies in China.I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pp. 463-471; “Modern Syncretic Religious Societies in China. Ⅱ，”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pp. 595- 606; F.S.Drake,“The Tao Yuan:A New Religious and Spiritualistic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 pp. 133-139; Lewis Hodous, “The Chinese Church of the Five Religion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p.71. [7]酒井忠夫：《民国初期之新兴宗教运动与新时代潮流》，张淑娥译，《民间宗教》（台北）1995年第1辑，第3页。 [8]张家麟：《宗教仪式感受与宗教教义实践--以鸾堂之扶乩仪式为焦点》，《内政部宗教论述专辑》（台北）2004年第6辑，第15-23页。 [9]David K. Jordan and Daniel L.Overmyer,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48. [10]吉冈义丰：《中国民间宗教概说》，余万居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226页。 [11]李光伟：《民国道院扶乩活动辨正》，《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第42、54页。 [12]相传紫姑神生前为一家之妾，被大老婆妒忌，“每以秽事相役”，紫姑不堪忍受，于正月十五日激愤而死。因此世人在她死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迎紫姑时需念“子胥不在（即其丈夫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老婆）。小姑可出戏”之词。当紫姑神降临之时，按其形态所捏的偶像便会跳动。人们按照紫姑偶像的动作判定事情的凶吉，“好则大舞，恶则仰眠”。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11页。Chao Weipang,“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Fu Chi,”Folklore Studies, vol. 1（1942）， pp.11-14. [13]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第21、32－36页。 [14]陆以湉：《冷庐杂识》，崔凡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7页。 [15]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第5-7页；胡孚琛主编：《中国道教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32页；Chao Weipang,“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Fu Chi,”Folklore Studies, vol. 1（1942），p.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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