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32 《历史研究》 陈明华 参加讨论
[61]《黄桥道院壬申年端阳节戌刻坛训》，1932年6月8日，Q120-4-126，第25页。 [62]《陶道开先生调查卢庄纠纷报告》，1932年10月30日，Q120-4-126，第120页。 [63]《拟撤纂识学社案》，1935年5月，Q120-4-78，第62页。 [64]《济南道院职籍表》，《道德杂志》1922年第2卷第2期，“附录”第1-8页；《济南道院名誉职籍表》，《道德杂志》1922年第2卷第3期，“附录”第1-4页。 [65]何澍，字仲起，浙江绍兴人。其父辈游宦齐鲁，定居益都。曾任山东各县刑漕，继入山东巡抚幕，历办山东河工。辛亥鼎革后弃官归隐。与杜秉寅友善。杜任母院统掌时，介绍其加入道院，从此专心道务，杜秉寅皈道后，何澍继任母院统掌，兼世界红卍字会会长。于1941年6月16日皈道，享年72岁。参见《世界红卍字会上海道院各道院修方皈道后传略及三灵室公祀祝文》，1942年，Q120-3-157，第19页。 [66]酒井忠夫：《道院的沿革》，《民间宗教》（台北）1997年第3辑，第121-122页。 [67]《请设母总联合办事处于天津以和人灵而展道慈案》，1932年，Q120-4-68，第40页。 [68]《为道院系统紊乱提请划分清晰以利大道之进行俾固道基于永久案》，1932年，Q120-4-68，第81页；《请设母总联合办事处于天津以和人灵而展道慈案》，1932年，Q120-4-68，第40页。 [69]宗坛设立了一套新职位系统，该套职位系统按等级排列大致如下：世界道慈宗主、副宗主，宗掌、副宗掌、宗监、副宗监，正宗、副宗，左仪各正宗、副宗，右仪各正宗、副宗，宗宣、宗赞、宗参、宗助、宗秘等辅助和具体工作职位。宗主与副宗主由神担任，而宗掌以下则由人担任。参见李光伟：《道院、道德社、世界红卍字会：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的历史考察（1916-1954）》，第73页。 [70]《道院宗坛训录》第2册，北京市档案馆藏，1927年8-12月，ZQ012 6-74，第6-7页。 [71]《东南淞沪代主院、济南母院及各地院会关于人事调配及养纂津贴问题的函办法》，1944年，Q120-3-112，第20-24页。 [72]《请设母总联合办事处于天津以和人灵而展道慈案》，1932年，Q120-4-68，第41页。 [73]《同善社之怪传单》，《顺天时报》1923年7月26日，第7版。 [74]杜景珍：《略论道院遭禁（1928）后的动向》，《民间宗教》（台北）1997年第3辑，第227-228页。 [75]宋光宇：《土绅、商人与慈善：民国初年一个慈善性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辅仁历史学报》（台北）1998年第9期，第230-231页。 [76]《妖巫拘办》，《时报》1930年7月1日，第2张第4版；《杨行镇查封灵慈会》，《时报》1931年6月16日，第2张第7版。 [77]《老君乩语》，《道德杂志》1922年第2卷第4期，“杂言”第3-4页。 [78]《岳圣临各院训·杭州道院》，《道德杂志》1923年第3卷第10期，第17页。 [79]《尚真人申告纂方》，《道德杂志》1923年第3卷第10期，“杂言”第2页。 [80]据初中池的说法，何澍提议废除扶乩有两个意图，一方面希望徐世光早点让出济南母院统掌之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震慑各地扶乩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初中池：《我所知道的济南道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209页。 [81]《科文汇录·农历壬申五月十七日济佛训》，1932年6月20日，Q120-4-43，第131页。 [82]《保送纂方三名列目请判案》，1932年，Q120-4-68，第109页。 [83]《尚真人申告纂方》，《道德杂志》1923年第3卷第10期，“杂言”第2页。 [84]李光伟：《道院、道德社、世界红卍字会：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的历史考察（1916-1954）》，第149页。 [85]《历年遵训举办重要道务宜追加纲则案》，1932年，Q120-4-68，第50页。 [86]《老祖临北京道院训词》，《道德杂志》1923年第3卷第1期，第5页。 [87]《请派阐道员赴乡镇讲演道慈以广道化案》，1932年，Q120-4-68，第167页；《请速设世界道慈大学以养专门人才而宏化度案》，1932年，Q120-4-68，第116页；《今后布道行慈宜设四大学院以宏教化案》，1932年，Q120-4-68，第118页。 [88]《慎选纂材以重道化》，1932年6月，Q120-4-43，第146页。 [89]《拟请优待纂方切实考察以肃纂纪案》，1932年，Q120-4-68，第103页。 [90]《老祖临北京道院训词》，《道德杂志》1923年第3卷第1期，第4-5页。 [91]《上海道院农历癸酉正月十八日第二期道慈会议记录》，1933年2月12日，Q120-3-22，第19页。 [92]《慎选纂才宜规定审查办法以便永久施行谨拟办法六条》，1932年，Q120-4-68，第105页。 [93]《慧仙临各院训·济南道院》，《道德杂志》1923年第2卷第5期，第14-15页。 [94]《慎选纂材以重道化》，1932年6月，Q120-4-43，第146页。 [95]《中华东南各会联合办事处常监临时会议记录》，1933年8月24日，Q120-4-44，第31页。 [96]《东南各地院会道院巡证表》，1937年6月，Q120-4-90，第160-178页。 [97]《苏北各会联合办事处纂方调查表》，1943年，Q120-2-12，第1-20页。 [98]《济南道院致上海道院函》，1944年3月4日，Q120-3-112，第18页。 [99]安邦瀛：《所知烟台红卍字会的一些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烟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9辑，烟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烟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第139页；何俊洲：《新立屯红卍字会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黑山文史资料》第6辑，锦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第197页；虞卜磐、章太和：《我们所知道的常阴沙红卍字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4辑，常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第62页。 [100]《黄桥特会致东南主会函》，1941年7月，Q120-3-127，第15-17页。 [101]《拟请优待纂方切实考察以肃纂纪案》，1932年10月，Q120-4-68，第103页。 [102]《上海道院农历壬申年四月二十二日道慈会议议事录》，1932年5月25日，Q120-3-22，第5页。 [103]《济南道院致上海道院函》，1944年4月1日，Q120-3-112，第58页。 [104]《苏保果、王民含两会长致济南母院函》，1946年4月15日，Q120-3-46，第37页。 [105]《慎选纂材以重道化》，1932年6月，Q120-4-43，第146页。 [106]《华悟致袁善净函》，年代不详，约为1940年代，Q120-3-165，第25页。 [107]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宗教的未来》（The Future of Religion），高师宁、张晓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附记：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对本文修改助益甚多，另外康豹、孙江、郭大松、李世伟和王见川等老师也给予指教，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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