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不幸于2011年7月8日与世长辞。吴先生学贯中西，淹通今古，给经济史学界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对本刊的成长发展，吴先生始终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指导。在吴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方行先生整理的吴先生《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并约请与吴承明先生有较多交往的学者撰写回忆纪念文章，以纪念这位睿智可亲的前辈。
引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就在吴承明教授领导下工作。六十余年的言传身教，使我获益终生。1978年，我开始研究清代经济史，有时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向吴老请教，有些文章也呈请吴老指正他每次总是回复我一封信，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以及文章中论述不足之处，一一作答，并从理论上引申，以求题无剩义。从1982年至2004年，这类信函共达23件，约三万余字。这充分体现了他诲人不倦的崇高美德，也体现他与我之间一种诚挚的师生般情谊。遗憾的是，有些重要问题未能按吴老要求，作出改正，或进一步深入研究，有负他的厚望，至今深为愧悔。在这批信函中，吴老有许多真知灼见，我一直妥为保存。如今哲人已萎，睹物思人，眼泪潸然，悲伤难已。为寄托我的怀念和感激之情，特将全部信函，汇编成吴承明教授《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的学术资料，加以发表，以惠同仁。此次整理，信函中开头一段中的繁文客套，一律删除，只保留与后文有直接关联的文字。结尾部分也都删除，只保留全部正文。信函按时间先后排列。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
商人支配生产“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是专指包买商制度而言的，因为它不破坏而是竭力保存旧的生产方式，即小生产。“真正的资本主义”是由小生产者分化而来的，即“两条途径”中的第一条。这是由于商业资本（脱离生产）“独立”发展的性质决定的。列宁说，这种独立发展“阻碍着农民的分化”。（全集3卷154）
包买商制度下，生产仍然是简单再生产，不是扩大再生产。生产者的目的是求生不是求富。并且，由于商人资本的多变性，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业变为不利时，商人可迅速转入别的地方别的行业。
只是在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大市场的情况下，商人才要求改变生产方式。但第一步只是在商品加工过程中，如棉布流通中的染、踹。在有新生产方式的竞争的情况下，这一步可走得较远；例如由于有外国机器缫丝业的竞争，丝商才由收购生丝改为收购生茧，然后租厂雇工加工。茶也是这样。
不过，在商人雇主（或商人雇工）的形式下，就谈不到“障碍”了，因为它已改变或部分改变旧的生产方式。然而，如原稿中所分类，那种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农产品加工，和贩运商设立的作坊，是不同的。前者，劳动者仍是小生产者，不是无产者。后者，已多少具有工人身份。这条路一发展，就是三重过渡中的第一重：“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原是很好的一条路。
可是，这条路很难。在欧洲，照马克思说，这条路特别是在“奢侈品工业中”，“这种工业连原料和工人一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资本论三卷375）。在中国，最典型的是后来（30年代）的橡胶业。在早期，只有丝厂。所以，实际上这条路多是半通不通的。
（至于盐商、鸦片商、钱庄老板投资开纱厂、面粉厂，那不是上述意义的“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而是在商业“积累货币资本”意义上的作用。）
商人雇主（商人雇工）虽谈不到“障碍”，其积极作用也很有限。这是由前资本主义商人资本的性格决定的。其性格是“独立存在”，独立运动（独立于生产），而关键是这种独立运动是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有较高利润。尽管商人已有雇工，乃至开设加工作坊，他主要还是商人，这种性格未变。这种性格和利润结构，实际是扼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扼制，在橡胶业中非常明显。现代化大橡胶厂，几乎都是橡胶商号创办的。但在创办后，他们要求由商号控制厂的生产和分配，在控制不了时，仍要求由商号包销或独家经销，到最后，才不得不结束商号，并入工厂，这时，商人才成为工业家。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资本论三卷366）这就是困难之所在。显然，当商人资本不只是经营商业，并且支配了生产时，这种“下降”和转化，就尤其困难了。在有支配生产的商业中（各种包买主、附有作坊的中药商、有垄坊的米商等），大约到1936年也还没下降多少。
总之，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资本论三卷365页），这是不容怀疑的。商人资本所以有这种积极作用，在于①它积累货币财富；②它开拓大市场。而不是因为它必然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商业资本的发展，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发展，对旧生产方式起着或多或少的解体作用，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解体作用有多大，首先并不取决于商业资本本身。至于用什么生产方式代替它，更是不取决于商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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