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川湘是押租最发达地区，文中论押租非常精彩。押租有两重性，本文似乎偏重它是“地租之外的又一层剥削”（28页）“使佃农的积累转化为剥削农民的资产”（39页）这一面。对其另一面论述不够。这另一面是，它保障佃权，减轻常租负担。文中也指明，“押重租轻”在押租“初起之时”就是如此（30页）0也提到对缴大额押租的佃农等于“买田”（33页）。据我看，对缴小额押租的佃农，也是因祸得福。地主即田主，按年收租，这是封建古例。今要押租，减常租，表示地主地位没落了。急需钱用，只好减少经常收入；等于借债，每年所减之租即债息。从佃农说，地位上升了，等于有钱放债，年取其利。
押租不是永佃。永佃制行于江南，四川没有，湖南似也没有。但，湖南有换约之例，即缴押租，一佃十年，或二十年，或三十年，到期换约（湖南通志卷49）。这与永佃何异？有10一30年的佃权（我们现在仅给15年），佃农即可垦荒、水利、改良土壤，增加生产。永佃是个进步，因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文中也有佃农转佃他人之例（35页），以及“有押无租”之说（31页），这不就是永佃吗？我看，此曰押租，彼日永佃，其实有共同之处。具体建议是：论押租，可提到永佃。
注：对拙作《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1990年8月1日
（七）
地租率是租额占产量的百分比。西方则用租额占土地投资（地价）的百分比。刘克祥讲近代，是两者并用（租额占地价5-10％）。本文已有定义，自可不管地价。但由于中国早就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确会影响地租率。证明材料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清前期，似未见。
本文（一）节的概念是：由地主供牛种发展到佃农自备牛种，对半分的地租率实际是提高了。第（二）节的概念是：由于复种、春作增加，对半分的地租率实际上是降低了。这个降低是写在“定额租”一节中，实际上分成制地区春花也是不交租的，也应降低。
那么，清初到乾嘉，地租率究竟是提高趋势、还是降低趋势呢？
地租率提高或降低的原因何在？本文屡提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它是地租率增加的原因（P.13），也是地租率降低的原因（P.18）。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没有证明。
生产力的提高可作分析（如无证明的话）：（1）投入增加了，即劳动力、肥料、排灌（水浇田）的增加。这主要在南方（北方仅增井灌）。这应该反映为，南方地租率的提高或降低大于北方。（2）复种指数提高，经济作物扩大，高产作物推广（包括麦田变稻田）。这应该反映为地租率下降，因为地租是按正田粮食计算的。
还有一节，（3），清代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得力于湖南、湖北、江西等丘陵地、山地和湖田的开发，四川的开发，西北的放垦和东北的放垦。因而耕地面积增大。这种增大，不都是劣等土地。但即使有1／3是劣等地（新垦地相当于劣等地），也要增加级差地租I。另外，江南原有的好地的改良，尤其是施肥，也会增加级差地租Ⅱ。这都是理论，未经证明。级差地租的存在以农产品有生产价格为前提，我以为，乾嘉时多少有了一些生产价格，因为粮价的变动是全国性的。四川、湖南、东北粮食流往江南。
P.23-24一段，押租增加了地租率。我想这种增加有保障佃农佃权的作用（十年到二三十年），农民可以投资土地，对农民不一定是不利的。
第（四）节的结论，我完全同意。地租率的变动十分复杂，要用种种影响地租率的因素去分析，不能用地主阶级的贪婪来说明一切。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对半分的地租率似乎从古到今没什么改变（尽管实际地租率有变）。并且，似乎也是中外一律；尤其像法国这种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也是对半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半对一半呢，难道只是为了简单易算吗？我的想法是，在手工劳动的农业中，土地价值和劳动价值大体相当，而资本投入并不重要，主佃双方都投入一点。大的资本投入是由国家或领主用徭役或赋税执行，与地租无关。
注：对拙作《中国封建地租率》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199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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