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赣丽]城市化背景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2:11:53 中国民俗学网 徐赣丽 参加讨论
(二)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综上所述可知，城市化背景下，乡村传统民俗已经衰竭，城市成为人群的主要聚集地。社会文化呈现城市大众文化趋向。民俗的研究曾经是乡村世界，钟敬文先生所提出的“民间文化”包含着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是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文化，虽然也包括城市市民所有的文化，但主要关注的是广大的乡土社会、农村世界;但他同时也指出民俗学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33]。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也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如果说当代社会发生了转型，文化也发生了转型，文化的研究自然也需要跟着转向。除了城市化带来乡村民俗或传统民俗传承的问题，乡村还活着的对传统民俗仍有记忆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去乡村采风，已经很难有收获了。因此，从中国社会现实城市化的趋势看来，对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越来越强。但不管在我国，还是在日本、德国等，“对都市民俗学的实际研究少之又少”，“研究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根基还十分薄弱”[34]。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民俗学家岩本提出，都市研究是都市民俗学还是现代民俗学?[35] 因此，民俗学的当代转向并不是特指从乡村传统民俗转向都市传统民俗研究。从时空角度说，大众文化不仅依托于都市，而且反映当下社会生活，具有时代特征。这就不同于传统的都市里的民间文化。 福柯曾提出，19世纪是一个时间的时代，20世纪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他说：“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存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36]，揭示了当代社会去时间化而空间延展的特性。我国一些学者也提出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学研究的学科转向[37]。民俗学一向是以追求“本真性”[38]为己任，以对民俗事项做追根溯源为主要研究理路，时间维度的传承概念成为民俗学的关键概念，空间维度的传播却很少被重视，空间转向可以突破或摆脱长期以来的对文本的依赖，使民俗学“从古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变(为)当代日常生活的实践研究”[39]，并用动态的眼光研究当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里的空间意义，也指关注语境下的民俗研究[40]，和具备学术研究的整体观。人类学向来强调整体观，但是民俗学长期以来似乎更多是对琐碎的民俗事项的研究，空间转向的意思，就是要把民俗视为整体，探寻其内部的逻辑。既然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41]，那么，网上的每个结节都是有关联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意义就在于此。比如，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就应把物质与非物质结合起来;对传统聚落的研究，就不仅要关注建筑遗产，也要关注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关注民俗文化，也要关注文人传统。对文化的研究，还有考虑精英与民间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注意到文化的流动性[42]。正如前人对局限于民俗学个别领域的研究的质疑，认为沉迷于某个无关紧要的个别对象之中的民俗学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必须互为关联并且关涉全局[43]，对特定空间里的文化进行整体解读，也在文化相互关联和互动的过程中揭示文化的内在逻辑。 新近，赫兹菲尔德教授倡导“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当地的文化环境、权力结构中去发现有利于当地人的资源，把学术和现实结合起来[44]。此一主张意味着文化研究不能仅仅作为个人兴趣，而应关注社会现实。我国当代民俗学适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机，民俗学也应进入国家文化建设轨道，成为有时代担当的学科，这也要求民俗学转向当代社会，为谋求民众情感满足、增加人们的幸福指数做贡献。既然当代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的，而文化本来就是流动的，适当地拓展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才能能跟上时代，关注现实，做出有益于社会和时代的贡献。 再者，当今学术界越来越强调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美国，有弱化学科意识、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做法[45]，这提醒我们不妨采用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拓展学科领域，创新研究路径。从目前看来，空间、空间的生产、文化空间、公共空间等概念或理论有望打通民俗学与不同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以民俗学自己的贡献影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多点民族志的方法提出，也是“空间转向”所涉及的，在当代不断创新的城市性和流动性社会，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需要更宽的视野，这样才能对各种文化再生产或再创造的现象进行深入的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